默泉@報章雜誌

鬧市裡的小風景、大戲棚

2012-01-15T22:34:00.002+08:00

已具雛型的西九大戲棚

《天與地》的Dr. Dylan說：「The City is Dying」。這個城市的確在死亡中，除了夢想與堅持，瀕死的還有一些不太起眼、卻能為平常日子帶來陣陣驚喜的小風景。

每天凌晨飄香的舊式麵包舖（取而代之是冰冷的連鎖麵包），街頭替人補鞋、修表或磨刀的老伯（潮流快來快去，誰還在乎惜物惜情），擔挑上那些邊炸邊賣的熱辣辣臭豆腐（港式小吃，已淪為欺騙大陸客的劣質食品），還有還有，盂蘭節時如海市蜃樓般忽然冒現的神功戲戲棚……沒有溫潤人心的小風景，城市不過是個軀殼。

用竹子、杉木、鋅鐵搭一個臨時戲棚，戲方唱罷便拆台，靈巧方便又快捷，堪稱中國偉大發明。可惜香港已是唯一延續著此古老傳統的華人城市，近年部分政府場地舉行的盂蘭勝會更開始「唾棄」竹棚，改用毫無美感和味道的鐵架砌出戲台。問在香港搭戲棚幾十年的英姐（張雪英）會否失落，她卻認為：「時代進步咗，竹棚被鐵架取代，是遲早的事。」

英姐是「西九大戲棚」的幕後主腦。戲棚座落廣東道柯士甸站旁的高鐵地盤內，即未來西九戲曲中心位置。記者1月初走出柯士甸站，赫然發現地盤圍板內，已魔幻地冒出一座戲棚雛型：杉和竹縱橫交錯，搭出50幾呎高的「樓底」；近西鐵站一端是入口，可容納800人的觀眾席，另一端是舞台和後台。但見師傅靈巧自如地凌空舉起燈柱般粗壯的杉木，三兩下手勢，便已用尼龍篾仔扎得穩當。穿著粉紅Tee的英姐指揮若定，極有台型。

英姐和戲棚的緣份始於70年代。「當時由大陸逃難來的潮州人開始形成社群，佢地好齊心，寧願唔食都要夾一筆錢拜神，做台戲。」於是盂蘭勝會如雨後春筍，「我先生本來在東莞做開搭戲棚，來港後便以此為業。」和丈夫結婚後，便夫妻檔地承接戲棚工程，一做幾十年。

英姐說，現時香港1年要搭七、八十個戲棚左右，但承包這些戲棚工程的只有兩、三檔。聽起來很「獨市」，但她說這一行其實很微利。「不像外面人想像那麼好賺，因為材料又貴，拜神的人又窮。唔通李嘉誠會拜神？李嘉誠都係潮州人，但不會捐錢做神功戲，寧願捐俾耶穌。」英姐班底去年搭了滘西洲、布袋澳（兩處皆慶祝洪聖寶誕）、西貢天后廟、糧船灣、大埔汀角村等，「難度最高是大澳，因要搭在水上」，規模最大的則幾年前在錦田，「一般搭一個戲棚收費是幾十萬，但錦田那次（鄧氏十年舉行一次的打醮）是百幾萬元，個棚可容納七千人！」

除了竹子外，原來還需要較粗身的杉木做支撐。

觀眾席完全沒有柱位，但搭棚初期
會有「生柱」在支撐著地面，
穩定「走針柱」（較高的凌空豎立杉木）。

說到西九這戲棚，她說規模只屬一般，「用了約1千條杉和1萬枝竹」，不過為了顯得宏偉，60呎跨度的觀眾席上全無柱位，也有相當難度。「最難是『走柱針』，要零零丁丁在（觀眾席頂）半空升起。」她又讚西九這個場「好」，因為是沙地（但戲棚周圍鋪了瀝青），「可以掘個氹將碌杉藏進去，好穩陣。唔似喺政府球場，大風時個棚會跣。」

講到政府，英姐頓變嚕囌王：「康文署驚整花佢場地，要我地搭戲棚時碌杉和地面之間要加夾板，又唔准大型車輛送材料進去，只俾五噸以下細車入。好麻煩，我寧願唔接。」政府對搭竹戲棚的規限多多，令英姐頗為心淡，「最慘係依家連買保險都特別難，只得一間公司（蘇黎世）願意斷單計。」英姐坦言：「我認為呢行無得做架嘞。我個仔同都無入行……呢一行太辛苦，你睇，一條杉咁重，要自己一個人托上去，全靠工人的腰力、腳力嚟起。」

據英姐透露，現時全港熟手搭戲棚師傅最多只有四、五十人。去年蓋搭戲棚被列入63項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暫擬名單，不過當老一輩師傅都退休了，技藝恐怕失傳。

看著眼前宏偉卻註定被拆的大戲棚──可以做的，也許只有珍惜眼前還剩下的一點小風景餘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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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西九大戲棚

日期：20-23/1/2012 (粵劇，門票售罄)，19、21-24/1/2012 (展覽，免費入場)，24/1/2012 (電影放映，免費入場)

地點：尖沙咀廣東道入口（近柯士甸站F出口）

查詢：http://www.bambootheatre.wkcda.hk/tchinese/index.php

（原載2012年1月13日《U Magazine》）

土產甜蜜良品：大霧山腳養蜂人

2011-12-20T15:36:00.010+08:00

趙伯有一條治蜜蜂叮的古方：
只要摘下野芋葉，以葉炳尾端在傷口擦擦，
即可止痛消腫。

　　由荃灣市中心向北走，只消十分鐘車程，便會來到大霧山山麓的老圍村。因為附近有圓玄學院和西方寺，來祈福的人不少，但由馬路走進小徑，便是另一番風景：車聲和塵埃隱退，眼前只剩一間間依山而建的寮屋，宛如置身山城。養蜂人趙伯，便住在此。

　　趙伯今年80歲了，仍然耳聰目明。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是照顧一群寶貝──20多箱蜜蜂。春天（流蜜期）要忙著打蜜，但11月（產卵期）也有大堆活兒：趕大皇蜂、清理蜂箱和觀察卵的情況……雖然忙碌，但與蜜蜂為伴幾十年的趙伯絕對樂在其中。

　　49年由鄉下新會來港的趙伯，學過造皮鞋，當過紗廠塑膠廠工人，後來以養鴿維生。之所以成為養蜂人，全因三十多歲時，住在對面山朋友的一句話：「阿松呀，搵竇蜂玩吓好喎！」好奇的他，以320元向這位養蜂朋友買下四格蜂；沒想到自此一頭栽進這門手藝，不能自拔，展開長達四十年的養蜂生涯。

　　養蜂無捷徑，事必親躬。趙伯最初那四格蜂，因養不得法而很快死光，「那朋友最初教我，沒花蜜採時可用一斤白糖開四兩水餵蜂，但糖水太稠，把蜜蜂的腳黏著！」後來他向鄉下兄弟請教養蜂方法，才慢慢掌握竅門，更會DIY合用的工具（見box）。趙伯不談大道理，但對蜂兒的熱情路人皆見。每說到高興處，他都會走到蜂箱旁，取出蜂格向我們講解。「看到沒有，這就是王（蜂后）了！」「蜂格底部是卵，上面才是蜜糖，你看，臘紋是不同的。」「嗱，這全身黑的就是黑蜂（雄蜂），牠不去搵食（採蜜），只會溝女。」四十年經驗熬成的養蜂知識，課本一定找不著。

圖中身軀和翅膀與別不同的就是蜂后，

趙伯稱牠為「王」。

　　蜜蜂可以自由進出蜂箱，因此養蜂有時也講「蜂緣」。曾有村民向趙伯討教養蜂技術，並買幾格蜂回去試養，但卻失敗收場，原因可能是放箱位置和風向不佳，蜜蜂採不到花蜜而離家出走，又或者，是那人與蜂無緣吧。其實老圍村附近有城門谷公園和大霧山，花季不愁無蜜採。趙伯說，金銀花、炮仗花、紅花楹是蜜仔（工蜂）最愛。

　　除百花蜜，荔枝蜜也是趙伯的拿手好戲。「早幾年多雨水，所以無糖攞，一年只打到三、四十樽。今年天氣好，三、四月打到九十多樽蜜糖，荔枝樹開花期更有百多樽！」趙伯的蜜糖除自用和送親友外，豐收時還會公開出售，而且不愁客源──遠足客看見「本處有自養純正蜜糖」牌子，會主動敲門購買；附近麥理浩夫人社區中心亦會舉辦生態導賞團，帶旅客到趙伯處看蜂，一次往往可售出十多樽蜜糖。

　　收入是其次，看到人們喜歡自己的出品，才最自豪吧。趙伯的蜜，走的是土炮路線，並非徹底有機（為防蜜蜂有幼蟲病，每年會餵蜂兒一點抗生素），卻是「在地產，在地賣」的零碳排放良心產品，更絕不會用不良手法增產。我們城市人口口聲聲要減碳，趙伯早於四十年前已懂得箇中三昧了。

BOX　養蜂工具不求人

皇蜂拍，趙伯的好幫手。

皇蜂拍──除了木製的蜂箱、蜂格，和竹做的糖水盛器，趙伯最經典的DIY工具，是用來對付蜜仔天敵（大皇蜂）的皇蜂拍。皇蜂拍如放大的蒼蠅拍，採訪這天趙伯剛「處理」了廿多隻皇蜂。去年返鄉期間，很多蜜仔被皇蜂吃了，趙伯很心痛，於是將蜂箱入口改窄，令皇蜂無法飛進覓食，當然還要天天勤於「揮拍」。

王之密室

王之密室──養蜂人會在適當時候為蜜蜂「分家」。趙伯特製了一個蜂后籠，在放進新蜂后進蜂箱時，會以此籠困著舊蜂后，置於蜂箱頂。新蜂后若未能成功和雄蜂交配，便要請舊蜂后出山。

趙伯在煮蜂臘餅。

蜂臘餅──養蜂人在打蜜時，需割去封著蜜糖面的那層蜂臘。因蜂臘是製作「蠟紙」的原料（蠟紙是蜂箱內一排排蜂格的「地基」，蜂兒會在其上築起六角型家園），所以趙伯一點不會浪費，會反覆以湯煲煮蜂臘，令雜質流走，最後製成一個純度高的圓型蜂臘餅。

趙伯說，拿著蜂臘餅到大陸請廠家「啤」成薄薄的蠟紙，只需付八毫子加工費，比用七元買一張現成蠟紙要便宜和真材實料得多。

（文：默泉，刪節版本刊於2011年冬季號《稻草人》）

活在歷史鎂光燈的邊端　廣州第一家族

2011-12-09T18:49:00.001+08:00

　　辛亥革命100年，令「革命」題材被熱炒，不過來來去去，我們所重構的革命故事，似乎都跳不出大歷史的敍述方式，「領銜主演」的總是孫文。

　　其實在漫長的中國當代歷史中，在慈禧、孫文、蔣介石等頭號人物周圍，還有很多未被廣泛注意的角色，譬如廣州第一家族許氏，他們很接近權力核心，卻落在鎂光燈照射圈之外。

　　厭倦了硬邦邦的歷史？不如旁敲側擊，聽許家後人說祖輩和歷史的瓜葛，看許家前人遺留下的文物，為大歷史添加小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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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多年前，廣州鹽商許拜庭，因剿滅海盜張保仔有功，被封為五品官。從此，這書香門第的「廣州第一家族」陸續有人踏上歷史舞台，擔綱飾演與風雲人物並肩、卻不如他們耀眼的「綠葉」角色──例如反對維新的慈禧寵臣許應騤；對孫文忠心耿耿的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和貼身侍衛許崇年；甚至是無懼禮教約束、跟作者魯迅展開師生戀並為他誕下兒子的許廣平……

　　許氏家族，就像一卷微縮膠卷，將清末民初最激動人心的歷史片段都收進去。

　　可惜49年後族人四散，這走在歷史最前線的大家族一直不為人知。「我也是86年上廣州探親戚許崇清（前廣州中山大學校長）的兒子時，見到家族相簿有不少跟歷史名人的合照，才展開了尋根之旅。」許氏第七代後人許子皓如是說。

　　搞廣告製作的許子皓，居於香港，是許崇年長孫。對家族史非常著迷的他，能將族人故事倒背如流。這次由丁新豹策劃、於港大舉辦的「高風世承. 廣州許氏家族」文物展，他和許建勳（許應騤曾孫，著名鼻煙壺收藏家）是出力最大的後人。

　　許氏家族最引人入勝處，是它由皇朝既得利益者過渡至革命擁護者，仍一直緊守著「歷史要人的左右手」崗位。許子皓說，許氏族人有愛恨分明和正直率真的DNA，無論身處任何陣營，「由始至終，只是忠於民族。」

　　許家走向共和的契機，是許崇智。他是家族中最先投向革命陣營者，孫文麾下第一驍將，非常忠心。1913年孫發起二次革命討袁，失敗逃亡日本，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不少舊人如黃興認為孫有獨裁傾向，不願入黨，但許崇智帶著幾個兄弟忠心追隨；護法運動和北伐期間，他更是粵軍總司令，國民黨最高級軍事將領。不過許崇智的第五子許庸之說，父親的改變，還得由族中大官許應騤說起。

　　「許應騤做閩浙總督時，朝廷規定二品以上官員，要派嫡子弟到日本士官學校留學。因當時科舉未廢，各宅長輩皆不願讓子弟出洋。崇儀、崇智兩兄弟是孤兒，最後便由他倆赴日。」崇智在日本時接觸到革命思想， 1911年武昌首義時，便義無反顧領導福建革命。

　　許崇智有著軍人式忠誠，與同時代那些「見錢開眼」的大軍閥，完全是兩類人。許子皓說，孫文最初授意由許崇智做黃埔軍校校長，他卻推辭了：「堂兄弟許崇灝曾遊說他，黃埔是軍人搖籃，是建立自己軍隊的好機會，但許崇智卻回說：『現在已有不少閒話，搞許家軍，更加不可！』」可見許崇智為人光明磊落。可惜，獲許推薦做校長的蔣介石恩將仇報，1925年孫文死後，竟設局奪去許的軍權。

　　「當時軍政黨三巨頭是許崇智、胡漢民和廖仲愷。蔣介石是家父參謀長和結拜兄弟，他利用了家父的信任，調走其嫡系部隊，又以廖仲愷被殺事件做藉口，發動軍變：叫黃埔軍校的子弟兵包圍許崇智官邸，逼家父退位。」談起父親這次遭遇，許庸之仍憤憤不平：「大陸最近有齣劇集《人間正道是滄桑》，講黃埔軍校，也有提到此事，其中有個精彩鏡頭：許司令身穿漂亮軍服，好瀟灑地轉身，掦起披肩，上車；從此之後，我老豆就從最高峰處落咗嚟！」許和蔣，也從此展開40年時敵時友關係。

　　因為奪權事件，國民黨史裡很少提到許崇智。加上49年後許在香港搞「第三路線」反共政治活動，共產黨也不願提起他。這種刻意的「遺忘」，可能是許氏家族長時間沒沒無聞的原因之一？

　　許崇智留下的文物不多，但是次展覽卻全靠他的「造化」：日軍佔領香港期間，許崇智因與香港總督磯谷廉介是舊同學，得到兩張「立入嚴禁」軍令。因感激許應騤往日提攜，所以他把其中一張軍令送給許應騤在港後人，因而令很多文物逃過一劫。歷史，還真有不少玄機。

許氏家族代表人物：

第一代：許拜庭　廣州四大鹽商之首，親自剿滅海盜張保仔有功，由商入仕。

第二代：許祥光　捐資興建香港九龍城寨，防英國入侵。鴉片戰爭時在廣州組織義勇軍抗敵，英軍司令兼香港總督般咸被迫放棄入城。

第三代：許應騤　慈禧寵臣，戊戌年大力反對維新，在奏摺上參康有為「建言既不可行，居心尤不可測」。光緒革去其禮部尚書之職，但百日維新失敗後再獲慈禧重用。

第四代：許秉璋　許應騤長子，詩人，1905年移居香港半山。夫人以慈禧賞賜夜明珠買下灣仔整條日街和月街，收租做生意。

第五代：許崇智　孫文第一驍勇將軍，粵軍總司令。

第五代：許卓　留學日本，後在法國結識周恩來和鄧小平等，成為紅軍將領。26歲時被埋伏襲擊犠牲。

第五代：許廣平　許應鑅孫女，於北師大唸書時認識魯迅，後相戀，書信輯成《兩地書》。1929年誕下魯迅獨子周海嬰。

（原載2011年12月9日《U Magazine》）

當吃有機木瓜變得奢侈……

2011-09-16T13:42:00.003+08:00

當吃有機木瓜變得奢侈……
── 豁免基改木瓜，值得嗎？

最近，《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例》（簡稱基改條例）正式生效，任何人未獲漁護署核准，種植基改作物或入口基改種子，即屬違法。本來條例通過，等於為本地所有農作物chop上「GMO free」印仔，市民農夫皆大歡喜，可惜最後關頭，政府竟決定豁免木瓜不受條例監管 ── 換言之，就算你在香港到處種GM木瓜樹，令GM花粉污染附近有機農地，也不犯法。

事實上，以上情況早已發生。香港市面售賣的木瓜有三成幾屬基改，令鄉郊散種的木瓜樹廣受污染，有機農場也受牽連。政府沒思考如何徹底清除這些鄉郊基改瓜，反而決定豁免，任由全港木瓜樹隨時「被基改」，不少綠色團體都質疑政府做法不當。

當全球仍在爭議GM 對環境的危害，港府卻無條件豁免所有GM 木瓜（包括合法和非法），會否令基改條例這張保護網出現大漏洞？此外，香港沒有基改食品標籤法，港人會否成為大陸非法GM 農產品的「白老鼠」而懵然不知？本刊記者分別走訪了育種專家、學者和堅持種無基改木瓜的有機農民，多角度探討「木瓜豁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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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一　　
粗生的木瓜樹，結滿纍纍果實，是新界常見風景。親手種、樹上熟的木瓜，理應份外有機？卻原來，據政府資料，全港散種的木瓜，有四成屬基因改造（GM）木瓜！比例之高，令人咋舌。那麼為何香港有這麼多GM木瓜樹？

據漁護署08至11年做的基改調查，香港進口木瓜平均有32% 為基改品種（最近一次調查，24 個木瓜樣本有9 個屬基改）。GM 木瓜到處買到，卻不用貼上GM 標籤，鄉居的公公婆婆吃完買來的木瓜後，若順手將木瓜籽埋到屋後種植，便會胡里胡塗種出基改瓜。

BOX 1   基改木瓜來自何處？
香港市面售賣的木瓜，為何基改品種佔三成之多？其實全中國現時只有一種合法基改木瓜，即華南農業大學研發的抗輪點病轉基因木瓜「華農一號」。此品種只能在廣東省內生產，但廣東省外（如海南）早已出現偷種華農一號和其他非法基改木瓜的情況。這些國產GM 瓜，加上由夏威夷進口的SunUp 和Rainbow 基改木瓜，相信是香港市面GM木瓜成行成市的原因。

GM木瓜樹太多，令政府擔心基改條例執法困難，於是建議豁免所有基改品種木瓜，3年後再檢討。建議獲專家小組大比數通過，但小組成員之一的育種專家謝天佑博士表示，對豁免做法有保留，只因覺得執法困難，才無奈投贊成票：「港府根本不值得冒這個險。但要逐一剷走居民種的木瓜樹，太擾民。」他不反對GM科技，但認為豁免某種GM作物前應平衡利弊，「譬如在夏威夷，木瓜是重要產業，90年代初當地爆發輪點病毒疫症，產量受挫，後來大學成功研發基改木瓜才挽救了此產業。但在香港，木瓜根本談不上是產業。」

全部豁免不妥當
其實說政府「冒險」絕不為過。因為港府決定豁免木瓜前，並無針對本地環境風險進行過測試，只參考外國相關研究便算。香港法例並無規定環境風險評估必須以本地實驗為基礎，因此這個做法不違法，卻不合道理。
事實上，GM木瓜加入了輪點病毒基因（類似種牛痘），抗病力較強，會排擠舊有木瓜樹。謝博士觀察到：「舊品種木瓜多患輪點病，壽命只有1年，但基改木瓜卻很長命。現時鄉郊已難找到無基改木瓜。」礙於基改條例主要保護野生品種，人為栽種木瓜樹「不受保」，但若然GM木瓜在野外繁衍呢？

雖然政府和專家強調「香港沒有野生植物是木瓜可授粉的近親」，因此GM木瓜不大可能影響自然環境，但它作為一種「頑強」新品種，若進入本地環境大量繁衍的話，到底會造成甚麼後果？其實我們並沒真正答案。尤其是未獲核准的大陸非法GM瓜，會否衍生無法想像的問題？本身贊成基改、主力培植雜交抗鹽抗旱大豆的中大教授林漢明也批評，無條件豁免所有GM品種不太妥當，「政府最好說明是那一GM品種獲得豁免」。民間團體「支持香港無基改種植聯盟」則指出，當局豁免前應進行本地實驗，研究野生生物有哪種會吃木瓜，吃了木瓜後有無問題等。

抗性基因不設防
基改作物另一大風險，是「抗性基因」的問題。被加進GM 作物的抗性基因能抵抗抗生素，而它像其他遺傳物質一樣，有機會釋放進泥土，被微生物吸納，成為微生物的遺傳物質。雖然出現這種水平基因轉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的機會十分之微（少於十兆份之一），但仍然令人擔心抗性基因會轉移至環境中的細菌，令它們產生抗藥性，導致更多抗生素也治不好的病症出現。

BOX 2    何謂抗性基因？
抗性基因對某些抗生素有抗性，是一種用來做「標記」的基因（marker gene），其作用是方便科研人員在進行基因工程時篩走沒成功進行基改的細胞。很多基改作物含有抗性基因，譬如三種商業生產的基改木瓜，分別對卡那黴素（kanamycin）、四環黴（tetracycline）等抗生素有抗性。工業用基改薯仔Amflora 也含有抗性基因nptII，對卡那黴素有抗性。

對於這個疑慮，教授林漢明卻認為：「就算真的出現轉移，也沒甚麼好怕。」他指出，泥土一般不含高劑量抗生素，抗藥性細菌大量繁衍的機會幾乎是零。「舉個例，某區域若種植抗除草劑的基改大豆，便有機會把抗除草劑基因轉移到野生大豆品種上。若人類經常在自然環境中使用除草劑，含基改基因的野生大豆會因為有生長優勢而繁衍，可能影響生物多樣性。但若環境中沒除草劑，基改野生大豆便不會威脅到其他生物。」
然而基改基因由科學家強加插進細胞，結構較不穩定，會否比普通基因較易『甩出』和『黏到』環境的微生物上？進入人類腸道的抗性基因，會傳遞給體內細菌嗎？到現時為止，的確沒有研究證明抗性基因威脅環境，但為預防計，歐盟早於2005年立法禁止使用「對人類健康及環境有不利影響」的抗性基因。反觀香港，既訂立基改條例，又對GM木瓜抗性基因毫不設防，是否太過大安旨意？

BOX 3    本土GM研究少
有關抗性基因，還有個值得一提的本土研究。現時主力研究生態修復及斜坡綠化的中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朱利民，03年與廣州中山大學合作，研究國產GM木瓜對環境中微生物的影響，論文06年發表於《Plant and Soil》期刊。其中一組實驗，分別從種有普通木瓜的泥土、種有基改木瓜（由中山大學研發）泥土，和對照組泥土中抽取微生物，然後加入抗生素，測試其對抗抗生素的能力。結果顯示，基改組泥土的微生物有較強抗藥性，顯示抗性基因有可能轉移到微生物，但朱利民補充：「這也可能是基改木瓜生長較蓬勃，根系發展較好等植物本身的變化，令泥土原有的抗藥性微生物增多。」

驗實未有定論，朱教授後來又因各種原因沒繼續此研究，但這卻是少數以國產GM作物為對象的環境影響研究。事實上，香港基改研究的大趨勢，是研發新GM品種，或通過分子生物技術改良非基改品種，鮮有考察基改科技本身。科研是客觀的，但科學家選取甚麼內容作為研究對象呢？這或多或少會受科研圈子風尚影響。

啟動無基改種植區
環境風險看來遙遠，拮唔到肉，但基改木瓜花粉四散苦了有機農民，卻肯定是即時的痛。為保證木瓜有機，香港有機資源中心為旗下認證農場測試每批木瓜，一旦發現被基改污染，農夫便要繳付化驗費，和砍下木瓜樹。為免「瓜財兩失」，不少農夫避種木瓜樹，現時全港只有少數堅持者。豁免木瓜，GM木瓜樹版圖將瘋狂擴張，另一邊廂，本地有機木瓜則買少見少。吃一個有機木瓜也變得奢侈，你願意看見這個情況嗎？

事實上，不少民間團體早已指出，豁免木瓜非唯一可行做法。嘉道理農場便正計劃與社區合作，希望在幾年內改變基改木瓜氾濫現況，讓全港不再受基改污染。此外，「支持香港無基改種植聯盟」也將於秋天啟動「香港無基改種植區」申報行動，廣邀農場、村落、社區園圃等參與，只須承諾拒絕使用基改生物進行耕種（例如不使用有可能已基改的種子，或使用含基改成份的廚餘堆肥），便可成為計劃一份子。

民間團體的做法雖費時，卻嚴守「GMO free」原則。反觀政府消極的豁免政策「斬腳趾避沙蟲」，只會迫自己入窮巷，日後可能被迫豁免更多作物。謝天佑便警告，繼木瓜之後，大豆可能是下一個被迫豁免的散種作物：「香港種子行沒有售賣種植用大豆種子，但新界老人家喜歡到雜貨店買些黃豆，散在田裡自種自吃。雜貨店賣的若是美貨，便很大機會是基改豆。」

中國偷種，香港遭殃？
木瓜豁免事件，還提醒我們一個問題：除了木瓜，香港是否已成為其他國產非法GM作物的落腳地？單看中國農業部核准作商業種植的GM作物名單，一切似乎有規有矩。除了抗虫棉花、轉基因木瓜已作大量生產外，其他如抗黄瓜花葉病毒的轉基因甜椒和番茄、抗虫轉基因水稻等，只作小規模生產而已。連我們一向覺得最大「嫌疑」的大豆，也不在核准之列。然而在A貨成行成市的國度，非法基改品種又怎會不充斥市場？

了解大陸農業情況的謝天佑形容，大陸基改研究已到失控地步：「大陸學者做常規育種研究很難找資金，因此都一窩蜂跑去研究新基改品種，連沒太大經濟效益的大白菜等葉菜類，我知道也有人研究。」一些未獲審批的GM作物種子，有時會違規流到農民手中，農民可能「偷種」了GM也不自知。科研人員有時會將一些未獲審批的GM 作物種子，違規流到農民手中，農民「偷種」了GM 也不自知。

據內地傳媒報道，科研人員將非法GM 種子「外洩」的途徑有二：一是將種子直接流進市場；二是鑽法律空子，將GM品種扮作常規品種通過審批，第二種情況最近便發生在玉米身上。至於轉基因水稻的偷種情況更加嚇人。據綠色和平調查，早在轉基因水稻獲安全證書前，湖北多處已在非法售賣轉基因水稻種子。。去年，歐盟更多次發現中國入口的米粉，含有未核准的基改成份。這些基改米粉，很可能已登陸香港。

到底香港市面有幾多非法GM 作物？我們實難知曉，惟慶幸的是，現時這情況還不普遍。漁護署過去3 年在市面抽樣檢測到的基改蔬果，除了木瓜，只有少量薯仔、黃豆和西瓜。不過情況一旦變嚴重，喜歡自種自吃的人又繼續將買來蔬果的根莖或種籽（如蕃薯、薯仔、大豆）用於培植，便會誤種出GM 作物。國內偷種GM 事件日日新鮮，要杜絕再次發生GM 木瓜侵佔領土一類慘烈情況，港府除了加強公眾教育外，最徹底的做法就是：盡快通過強制基改食物標籤法。

畢竟，有得揀，我們才是自己肚皮的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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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二　基改食物，是洪水猛獸？
基改食物有問題嗎？科學家和綠色社群各執一詞。科學家說目前沒研究證明基改有害，但聽慣「暫時無害」的消費者卻滿腹疑惑：基改進入市場不足20年，會否像最初研究手機致癌般，壞影響尚未顯露？

贊成基改的中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林漢明卻不認同這個比喻。他認為，謹慎地驗測每一款基改品種的風險是應該的，但不能胡亂排斥GM科技：「手機是否致癌，有個已知factor（輻射），所以懷疑是合理的。但傳媒和綠色團體根本沒能說出基改的『風險』是甚麼。害怕未知的風險，在科學上不合邏輯。」他舉例，美國人食用基改木瓜十多年也沒出現問題。「要搞清楚基改是甚麼。它不過令食物多了個蛋白，這蛋白若對人體有害（如造成過敏）會很快有反應，不用等太長。」

不過實情是大眾對基改食物仍充滿介心。夏威夷出產的木瓜過去100%是基改品種，但近年在消費者要求下，有五成已轉回無基改品種。而據08年綠色和平調查顯示，超過九成香港市民認為，消費者有權知道食物是否基改。我們其實怕甚麼？說到底，我們怕基改作物影響生態、怕抗性基因令細菌有抗藥性，但最怕的是某些國家管理不善，令非法GM作物氾濫，造成生態大災難。祖國的情況足堪借鑒。

歸根究底，專家笑民眾無知，但我們不過想將風險最小化而已。

（原載2011年秋季號《稻草人》雜誌）

Jazz撐起！西九首個大型Concert

2011-09-16T12:51:00.006+08:00

今年十一，若沒有 mood 慶回歸或反對慶回歸，可考慮慶另一大事：香港終於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大型戶外live jazz concert！10 月1 號和 2 號兩場音樂會，號稱「首次在西九文化區舉行的大型戶外音樂盛事」，是今屆爵士節重頭戲。

到底香港人對jazz有多熱衷？撐得起一個爵士節嗎？這天，記者和爵士節搞手李繼堃Peter、西九高層茹國烈Louis以及樂隊SIU2成員吳卓賢一起，為香港live music scene把把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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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去年訪問李繼堃（Peter）時，他憂怨地訴說香港人對他搞的爵士節冷淡對待。沒想到事隔一年，他已得到盛事基金和西九管理局的支持，將今屆爵士節「發大嚟搞」，包括兩場史無前例、在西九文化區舉行的大型戶外音樂會，實行 jazz from noon till night！

汗顏的國際都會

　　為期 8 天的爵士節，包括 24 國家 40 多個組合，如五奪格林美獎的小號手 Terence Blanchard、Nat King Cole之弟 Freddy Cole、Gypsy King 創辦人Chico、本土爵士琴手Ted Lo等，還有座談會、兒童工作坊和大師班。除規模超越歷屆，另一特色是與民同樂，免費活動多，譬如西九兩場除了主台（square stage）演出外，還有兩個舞台免費入場，如 Peter 言：「jazz並非高不可攀，不要拒絕去接受它。」

　　一頭白髮但眼神凌厲的Peter，這天臉上明顯多了神采，皆因幾十年來遊走於不同國家搞爵士節的他終於可以「回娘家」，大搞特搞。但一貫skeptical的他說，規模大了有好有唔好：「盛事基金以match grant形式資助，撥款上限 300 萬，即我要搵到一蚊他才贊助一蚊。基金又規定最少有一成海外旅客入場，否則扣錢。」盤數未知，但可以肯定，我城終於似番個國際級城市，「亞洲的日本和印尼，jazz 都有很強發展，印尼一年更會搞五、六個爵士節。香港是全球 top ten 國際大都會，但在 jazz 這範疇卻教人汗顏！」

媲美「好堅」的Select Live
　　有份參與演出的 SIU2 成員吳卓賢，常穿梭本地 live house，他也認為香港是他「去過的城市中live scene最差的」， jazz本身在香港人社群也不成氣候。「可能是jazz未真正同中國人溝通吧。這也關乎文化問題，因華人飲酒慢、消費少，live house owner 對他們白鴿眼，令華人不願再光顧。」

　　其實時光倒流廿幾年的話，香港絕非爵士沙漠。這天以支持單位身份現身的茹國烈Louis（西九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便滔滔不絕談起80年代聽 Miles Davis 的往事：「記得我喺伊館聽 Miles Davis，係一個叫 Select Live Under The Sky 的 jazz festival。當年因為在《號外》看到一篇文章介紹，話Miles Davis好堅，才會買票入場的。」Peter 聽後兩眼發光，笑笑口說：「個show係我搞嘅，篇文都係我寫嘅！」

　　搞手、觀眾相認，在場各人都覺好笑，但諗深一層，廿幾年來只得一千零一個人推廣jazz，又是否笑得出？不能否認80年代香港在領導文化潮流方面「好堅」，據Peter講，Miles Davis當時每場 show 收 50 萬美金，是全球最貴 artist，香港因有煙仔公司 Mild Seven支持，所以可將日本搞到第十屆的 Select Live 爵士節品牌 import 過來。

　　那時香港是走在時代尖端的華人城市，外國人口也多，但由 Select Live 到今天，香港已由經濟蓬勃催生大量高級文化消費的燒金窩，變成人人自危只關心儲錢買樓的平實小城；風華絕代美男子走了樣，講究閒情的jazz也如落難貴族，廿幾年停滯不前。Peter 說，「很多 jazz 老鬼將今年爵士節和當年 Select Live 作比較」，大有白頭宮女話當年的無奈吧。

大森林裡的Free Space
　　闊一點看，爵士樂不過是 live performance 的一種，但在香港，最基本的 live performance ──街頭表演，也常被警察「查牌」，沒落腳地。Louis 覺得問題癥結是香港人沒有看戶外演出的傳統。「但我們有神功戲傳統。」因此他打算明年農曆新年，在廣東道消防局旁（即未來西九戲曲中心）搭個棚做大戲，保留原有的 live tradition。

　　Louis 自謂不飲酒，所以少聽 live jazz，但他深明 live scene 對一個城市的重要性。「我覺得西九文化區應該有 live music 的位置，不一定限於 jazz。這個 idea 蘊釀了1年，我們打算在Norman Foster 設計的大森林中，加設一 Free Space，內有一個 300 座位或 500 企位的 black box，以及容納百多人的 live house，旁邊仲可能有個戶外演出場地。」他構思，Free Space以youth culture 為主，開放時間可以長一點，也會有自己的 program policy。

　　藍圖看來美好，但可能先要令香港人對戶外音樂的「聲音」有更大包容。「難得有西九這個空間，我希望她以後繼續有 live performance，不會像大球場般，因噪音投訴而 certified dead。今次兩場音樂會，將準時在十時半完場，希望周邊居民俾條路行吓，不要投訴吧。」？（原載2011年9月16日第303期《U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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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2011爵士節精選
Peter說，爵士節主題是 metropolitan。「Jazz已不是美國人專利，東南亞、非洲國家都有jazz盟芽，很有自己特色。香港一直被美國傳統dominate，所以今次除美國主流外還有不同類型樂手。譬如我就未見過有 klezmer band（19世紀東歐之婚禮音樂）來香港玩。」樂手眾多如何取捨？ Peter極力推薦以下幾位：

祖藉越南、出生於法國的阮黎（Nguyen Le）是Peter最愛。「如果他在美國發展，應已攞到十個八個Grammy。」阮黎風格獨特，試過將廣東粵劇元素加進越南改良歌。今次除了教結他大師班，他將夥拍日本和印度樂手，以西遊記為主題帶來一場跨文化音樂之旅。

至於40歲以上老餅，Chico and the Gypsies絕對是不二之選。「Chico是Gypsy Kings創辦人，當年很多歌都出自他手筆。八十年代末Gypsy Kings分裂成兩家，Chico這隊打輸官司沒法取得原樂隊名字，但卻較為有名。」

格林美小號手Terence Blanchard和敲擊手Poncho Sanchez 則是Latin Jazz代表。Peter表示香港人較少機會聽到節奏感強勁的Latin Jazz。「Jazz一直在吸收其他音樂養份，然後衍生出新的東西。如1947年Bebob創發人Dizzy Gillespie和古巴鼓手Chano Pozo歷史性碰頭後，便產生了Latin Jazz。」是次樂曲全部新編，向兩位劃時代大師致敬。

至於本土代表，不得不提Ted Lo和SIU2。「Ted Lo近來瞓唔著覺，因為他未試過和『咁大棚』strings合作。」除了28人的弦樂ensemble，以及4人 jazz band 外，這位炙手可熱爵士奇才將和4位 vocalists拍檔，「側田（Ted Lo是其三叔）代表pop、原子鏸是broadway、Elaine Liu和Howard Mccrary是mainstream和soul，橫跨不同界別，會有更多chemistry。」

至於曾在藝術節演出的六人組合SIU2，雖然成員吳卓賢自認玩的不是jazz，但Peter激讚他們有originality和自己的聲音。「他們已達到會被國外人認同的水平，但香港人反而少機會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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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西九文化區音樂會
日期、時間：10月1及2日，約1pm至10:30pm
地點：西九文化區 (方型舞台)
票價：580、1000(兩日票) (圓形舞台、流動舞台、步操樂團及工作坊為免費項目)
交通：九龍港鐵站有免費穿梭巴士，也可由九龍站或柯士甸站步行前往
爵士節詳情：http://www.hkij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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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為何吹不起爵士風？ （原載2010年10月1日《U Magazine》）

　　爵士樂常被視為中產、少眾。無他，如資深jazz推手、香港爵士節總監李繼堃(Peter)言：「聽jazz要投資很多年時間，才會上癮。」香港連中產都忙到沒有閒心聽jazz，然而南韓、上海近年卻大刮爵士風，觀眾群絕非少眾。聽完Peter 介紹，不禁感嘆：香港音樂文化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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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搞過萬事發爵士節、現遊走各地做爵士節搞手的Peter，對亞洲各大爵士節暸如指掌。「東京、南韓Jarasum和印尼耶加達的爵士節，是亞洲區最值得欣賞的三大節。」東京早於70年代引介美國爵士樂，其爵士節至今仍是國際潮流指標，這是意料之內的事，但原來南韓近年亦搞得有聲有色。

　　韓流攻陷全亞洲，但有否想過，韓國人在看李炳憲和Wonder Girls之餘，原來也聽jazz？Jarasum (龜島) 位於南韓京畿道加平郡，由首爾乘火車只需兩小時。龜島本來名不經傳，每逢大雨更會水浸。但04年在郡政府支持下舉行首屆爵士節，自此愈做愈旺場，去年參與人數已達15萬！難得觀眾一直「不假外求」，清一色韓國人。Peter說，由此可見當地爵士觀眾群有多龐大。

　　除了韓國，上海同樣瀰漫爵士風：jazz club如雨後春筍，卓號「中國Billie Holiday」的著名爵士樂手趙可(Coco)，更長駐上海演出。挾著世博強勢，今年十月上海會舉行場面浩大的爵士節（JZ Music Festival Shanghai），浦東世紀公園、世博園區到時皆有演出。除了國內外爵士樂手，流行、搖滾名字如范曉萱、張震岳、何勇等也會參與演出。雖然Peter認為此節只宜「爵士初哥」欣賞，但他坦言，上海已成為全國爵士高手趨之若鶩的城市。「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雲集了頂尖美、菲hired hand樂手，是music capital of the world。這正是她今天得以發展爵士樂的根源。」

　　據Peter非正式統計，上海爵士觀眾五成是旅客，三成是當地老外，只有兩成本地人。上海人不一定懂jazz，但「海派」愛裝門面，遠看起來就是熱鬧。反觀香港，連pop或rock尚且不成氣候，jazz更被打入冷宮。Peter說，搞了兩年爵士節，入座率並不理想，對香港人很心淡。但他有個強烈信念：一個節至少連辦三年，才能收手。由是，今年爵士節仍健在，並請來歐洲為主的70後樂手坐陣。Peter重點推介來自瑞士的Rusconi Trio樂隊：「他們被譽為EST (Esbjörn Svensson Trio) 的接班人。EST是歐洲勁旅，在Stockholm演出時，有過萬觀眾！」有心人不計回報，引進新世代爵士樂，香港人，spare點閒心捧場吧！

旁觀波瀾壯闊 ── 奇斯洛夫斯基與波蘭政治的糾葛

2011-08-16T19:28:00.004+08:00

（一）

　　每次重看奇斯洛夫斯基的作品，總會記起大學時代在幽暗放映室狂啃電影的日子。那時候，大學裡掌握「生殺大權」的老師和大部分同學都不喜歡歐陸電影，嫌悶。因此那些非主流的當代電影大師名字，都是一點一滴地從某些有心的師兄師姐處聽聞得來的：伊力盧馬（Eric Rohmer）、塔可夫斯基（Tarkovsky）、荷索（Herzog）、溫韋達斯（Wim Wenders）、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奇斯洛夫斯基……

　　九十年代初，未有VCD和DVD，又沒錢買LD影碟，因此能夠找到的大師作品，通常都是看不清楚細節和暗位、字幕像芝麻般小的VHS翻錄版。雖然影像朦朧，但抒情的敍事、如詩的場面調度，仍然看得真切；當時這個無知的大學生恍若發現寶藏，不能大聲張揚卻禁不住暗暗喝采……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看了奇斯洛夫斯基的《十誡》。雖然不久便在新華戲院看了《兩生花》，但至今最喜歡的奇斯洛夫斯基作品，還是素淨質樸的《十誡》。最難忘的是《情誡》。每次重看，都會隨著戲裡小郵務員Tomek一起經歷純真心靈逐漸被殘酷現實所毁的刺痛感覺。

　　因為最先認識的是《十誡》，所以曾經以為這位波蘭大師只愛刺探人的內心世界 ── 活在最動盪最波瀾壯闊的大時代（共產黨專政、全國大罷工、團結工會誕生壯大旋遭取締、軍管時期、大赦、波共瓦解），卻像抗戰時期的張愛玲般，只埋首創作傳世經典，不過問政治現實。

　　直至大學畢業後讀到其自傳《Kieslowski on Kieslowski》才恍然明白，活在共產主義當道年代的他，也經歷過一個由外而內、由宏觀到微觀的風格轉向。他曾經相信紀錄片可紀錄真實，曾經是充滿政治意味的「道德焦慮電影」（Cinema of Moral Anxiety）運動的猛將，但其後的人生經歷，令他最終對宏觀大歷史感到徹底厭倦，轉而探索更具普遍意義、能讓每個人都產生共鳴的人性故事。

（二）

　　奇斯洛夫斯基的電影強調人生的因緣際會，而他之所以會成為一名電影導演，可能也是一種因緣際會。年輕時的他有點游手好閑，後來在親戚的幫助下入讀華沙的舞台技術訓練學校，才蛻變成「文藝青年」。為實現當劇場導演的夢，他投考著名的洛茲電影學院（Lodz Film School），卻兩度失敗。直至23歲那年，已經不再喜歡戲劇的他，出於不服輸的心態第三度投考，才意外地獲學院取錄。從此，奇斯洛夫斯基的生命便和電影緊扣著，無論他願意與否。

　　洛茲是波蘭最有名的電影學院，孕育過無數大師如華達（Andrzej Wadja）和波蘭斯基（Polanski）。學院氣氛頗為自由，學生可看到很多普通戲院不上映的好片：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費里尼（Fellini）、堅．盧治（Ken Loach）、褒曼，就像所有電影學生般，奇斯洛夫斯基這位 mature student 從此對電影作為一種 art form 有了新的體會。不過，這些經典給他的生命烙印，未必夠得上當時風風火火的學生運動。

　　六十年代，世界是火紅的。大學生奇斯洛夫斯基，並不像後來的他對外面世界那麼冷漠和抽離，至少，他參加過波蘭68年的學生運動，在街上投過石頭，還被軍方盤問過好幾次。

　　波蘭的學生運動肇始於1968年1月，當時波蘭共產黨禁止上演一齣帶有反蘇意識的舞台劇《Forefathers’ Eve》，激起華沙大學生上街示威，一些學生被捕及被開除學籍。意欲奪權的內政部長莫察爾將軍，此時看準時機，發動宣傳機器指責學生運動的幕後黑手是猶太復國主義者（此舉目的是將一些猶太裔共黨高層拉下馬）。示威浪潮蔓延至多個地區的大學，洛茲也在其中。但最後，波蘭猶太人還是受到大規模整肅，數以千計猶太人（很多是知識份子）被驅逐出境，包括洛茲電影學院眾多猶太裔老師。

　　奇斯洛夫斯基曾在自傳《Kieslowski on Kieslowski》裡嘲笑自己當年的天真：「當時以為，如果我們敢於要求一些更好的東西，諸如更多自由、民主……那麼即使我們最後達不到目標，但至少已無愧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然而，事情的真相是：我們原來只是被一群欲奪權的人操控著，一群比哥穆爾卡（當時的波蘭第一書記）更殘酷的人。」

　　天真熱情的大學生為了理想而上街，流過血和汗，始發現自己成了政治家的一隻爛頭卒，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 ── 奇斯洛夫斯基所體會到的波蘭1968，聽來可有點熟口熟面？畢竟，天下烏鴉一樣黑，全世界的政治都一樣充滿操控／被操控的關係

奇斯洛夫斯基 1941 - 1996

（三）

　　奇斯洛夫斯基這一代，被稱為「68一代」(Generation 68)。他們成長於戰後，於青春歲月經歷令人失望頂透的政治現實，卻仍奇妙地擁有強烈使命感，一種想描述出真實世界的使命感。

　　有關描述（describe）和思考的關係，奇斯洛夫斯基曾如此形容：「唯有當你描述過一件事情後，才能開始對它進行思索。描述的形式如何並不重要，它可以是一部電影、一份社會學研究報告、一本書，甚至幾句話……如果某事某物沒有被描述過，我們便沒法對它有任何指涉。」事實上，「to exist means to be described in culture」，正是奇斯洛夫斯基等藝術工作者當時所高舉的創作口號。

　　因為明白「描述」的重要，當奇斯洛夫斯基畢業後便全心投入紀錄片拍攝。那時候，波蘭的紀錄片水準已很高，戲院在放映正場電影外，常會加插放映紀錄短片，有時比正場更受歡迎。奇斯洛夫斯基的大學畢業論文研究的是紀錄片和真實的關係，當時的他無疑對紀錄片充滿憧憬：「每個人的生命裡都充滿著故事和情節，既然它們已在存在於真實的人生中，又何需無中生有？只要把它們拍攝下來就是了。」
　　今天，我們活在一個描述無處不在、說話百無禁忌、言論毫無疆界的社會，但卻不曾賦予「描述」崇高的位置。反而在言論被禁制的波蘭，「描述」確有石破天驚的效果 ── 尤其是那些異於政府喉舌的描述。

　　我們都明白，在共產國度，謊言說一百篇會變真，但這其實不是最高明的手法，因為越講得多，越教人起疑心；反而透過「not mentioning」，讓不順眼的人從此消失，才是絕招。描述與不描述，因此舉足輕重。奇斯洛夫斯基在自傳裡便提到拍攝《寧靜》（1976）時的一件軼事：話說某天製片廠領導向他說，必須剪掉戲中囚犯們在地盤工作的鏡頭，因為波蘭囚犯不會在監獄以外的地方工作的。但當奇斯洛夫斯基指給領導看大街上正在修理電車軌的囚犯時，領導卻說：「這正是你要刪掉那場戲的原因！」

（四）

　　奇斯洛夫斯基的紀錄片沒有旁白，帶自然主義味道，但他並不是當時聲勢浩大的「直接電影」(Cinema Verite) 信徒，反而受 John Grierson 和 Robert Flaherty 影響，講究敍事趣味。因此他贊同在合理情況下，人為地製造一些事端，令紀錄片看來更有戲劇性。譬如《初戀》（1974）中上門查問主角戶口問題的那位警察，其實是由奇斯洛夫斯基暗中召來的。

　　也許我們可以事後孔明地說，奇斯洛夫斯基其實從一開始便只關注內心感情的真實呈現，而非表象的呈現。但奇斯洛夫斯基經常強調：紀錄片不應對被紀錄者的生活有任何影響，無論那影響是好或是壞。他形容這是紀錄片工作者很容易踩中的「地雷」。在拍攝《車站》（1980）時，他便有切身體會 ── 某夜，警方竟將他拍好的電影膠卷沒收，因為他們懷疑膠卷拍下了一名殺人犯的容貌！紀錄片隨時可能被政權利用。奇斯洛夫斯基直言，此事令他決定不再涉足紀錄片製作。

　　不過，令他卻步的終極原因，是紀錄片的弔詭本質：它永遠距離「呈現真實」這個理想十萬八千里遠：「The closer it (documentary) wants to get to somebody, the more that person shuts him or herself off from it.」真是亞崩叫狗，越叫越走。事實上，除了暴露狂，又有誰會願意將心裡最私密的情感和思緒在鏡頭前展示？偏偏奇斯洛夫斯基最關心的，就是人的私密空間，因此他也就註定要半途出家，走進限制較少的劇情片世界。

（五）

　　奇斯洛夫斯基早期幾齣劇情長片，被視為「道德焦慮電影」的代表作。此運動的主要大旗手是比他大兩歲的Krzysztof Zanussi。Zanussi自1979年開始擔當Tor film studio的負責人，奇斯洛夫斯基的《人員》、《影迷》、《無休無止》等皆是Tor的出品（部分為Tor與波蘭電視台聯合出品），可見他早期和此運動的密切關係。

　　「道德焦慮電影」沒有清晰宣言，但共通點是：意圖展現出波蘭人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普遍出現的焦慮和不安，以顛覆主流媒體的虛偽、教條為己任。屬於此運動的作品大多以暗喻的手法（以避過電檢），展現官僚機構貪污腐敗和共產制度的流弊。但「道德焦慮電影」的導演常刻意將邪惡和共產主義指為同義詞，主角多數忠奸分明 ── 在這一點上，奇斯洛夫斯基和運動的步調便顯得相當不一致。

　　對於「共產主義」這個不可能實現的夢，奇斯洛夫斯基從來沒抱過幻想；但對於「共產黨」，他卻認為不可簡單地給予標籤：「我們都有個普遍觀念，認為共產黨員是壞人，其他人全是好人，但實情並不如此。他們之中有聰明的，有愚蠢的，有好的也有壞的。」從《十誡》開始，他便基刻意拋開「道德焦慮電影」的標籤，至《兩生花》已完全找不到任何跟政治有關的指涉，轉而探索普遍人性問題。此舉令波蘭的影評人大失所望，認為奇斯洛夫斯基背叛了波蘭電影。

（六）

　　奇斯洛夫斯基對政治的冷漠，或許是出於一種對政治的鄙視，但對於自己早期對世界所流露的熱情或對政治的關注，他總是有意無意的加以淡化。也許每個人都不喜歡別人記得自己做過的傻事，就算那是完全可以諒解的傻事？

　　一篇由波蘭影評人T. Sobolewski寫的文章〈Ultimate Concerns〉提到，奇斯洛夫斯基生前一直拒絕讓Danusia Stok的《Kieslowski on Kieslowski》在波蘭出版，這或許透露了這位光影大師多麼不願意和波蘭人分享他私密的記憶。

　　奇斯洛夫斯基有好幾齣電影因無法通過電檢而被禁多年，但一齣名為《短暫的工作天》（1981）的電視台作品，卻在東歐變天後仍不見天日，原因是導演覺得此片拍得太差勁，因此以創作人的身份禁止播放，直至他去世……奇斯洛夫斯基的「自我審查」，讓我記起他說的一句話：「波蘭人生活在共產主義這個制度下40年，令它變成一種思考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系統，永遠留在他們體內，無法驅除。」也許這句話，也適用於這位對波蘭人若即若離的電影巨匠？

（原載《Kieslowski 奇斯洛夫斯基》第一章）

單車起義

2011-08-16T18:49:00.001+08:00

先是歐洲的荷蘭和丹麥。繼而是美國波特蘭（Portland）、三藩市、紐約，還有巴黎、倫敦甚至哥倫比亞的波哥大。只是三、四十年光景，單車代步已成了全球對抗極端氣候變化和打造綠色城市的最強武器。到今天，單車熱潮已席捲我們熟悉的台灣、北京、杭州，甚至連澳門也在研究綠色出行，想在氹仔設單車徑。

令人汗顏的是，香港在此「綠色出行」的世界大潮裡，敬陪末座。政府至今最大德政，只是將新界東西部的單車徑接合，但對在城市內安全騎車、以單車作日常通勤的民間訴求，仍置若罔聞。難道香港市區真的不適合單車代步？難道我們只能噁忍城市街巷被廢氣侵佔，自己則避走冷氣商場或行人天橋？

到底何時我們才有機會，見到一群群騎單車的上班族，在環港島單車徑，或彌敦道單車專用道上，悠然自得地吹著風、踏著車，輕鬆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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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政策篇

愛以單車代步的香港人其實不少，不過他們通常只活躍於環境濶落、單車徑密集的新界吧。城市人羨慕新界人有「福利」，卻多數沒想過自己在鬧市裡騎車，理由包括：「嘩，咁危險！」、「市區馬路又窄又多車，有乜可能踩單車呀？」香港市區真的不宜騎車？抑或我們從小被灌輸了錯誤觀念，以為單車只宜遊山玩水，配不上高速城市生活？

在香港推廣單車代步多年的「香港單車同盟」主席Martin Turner，指點了記者迷津。他指出，在馬路騎車的確需要較好技術，但一個城市能否推動全民以單車代步，與馬路夠不夠寬敞沒有必然關係，關鍵是政府對單車的態度。「紐約市的馬路也很擠呀，以往路道使用者對騎車人士亦絕不友善，但自從政府銳意將單車納入主流交通，4年後的今天，紐約已在大部分馬路上增設單車專用道，成功打造成友善單車城市。」Martin批評，港府一直視單車為「消閒康樂活動」，不鼓勵在單車徑以外騎車，也不主動在市區規劃單車專用道，更枉論向年輕一代灌輸馬路騎車知識；這，才是港人無法接受在鬧市騎車的原因。

先正名後配套
的確，世界各大城市邁向低碳交通和綠色出行的第一步，總是先為單車「正名」，宣告它是貨真價實的交通工具，繼而才落實配套措施，「利誘」民眾以單車代步。而在不少歐洲城市如丹麥的烏德勒支（Utrecht）或英國的倫敦，學習安全騎車已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

但香港卻連正名也未開始，單車定位含糊不清。Martin舉例，本港法例視單車為車，需遵守跟其他交通工具幾乎一樣的交通規則，但運輸署每年的《交通統計年報》，卻從來沒包含跟單車相關的統計數字。因此單車既是車，也不是車。縱使每天有數以千計新界人騎著單車去上學、上班、買菜、玩樂（沙田區議會單車研究顯示，五成半沙田人認為單車與生活密切相關），但「單車作為交通工具」的想法，從來不入官員法眼。單車只是小孩玩意，何必認真？就算斥巨資打造全長112公里的環新界單車徑，對不起，政府也毫無大志，只視之為「康樂旅遊路線」，而非推廣綠色出行的良機。

與其他城市出盡法寶、鼓勵民眾以綠色交通化解溫室效應相比，香港顯得特別落伍。不說遠的，只看周邊城市吧。台灣環島單車遊早已蔚然成風，郊區騎行網絡健全；前年，台北首次在鬧市核心馬路（敦化南北路）設立單車專用道，市長郝龍斌更揚言要建立「丰」字型單車網絡。曾是「單車大國」的中國，大城市如北京、杭州、上海、廣州等為解決塞車之苦，近年紛紛倣效法國「單車共享」自行車租賃系統，讓市民免費租車代步。至於韓國，在總統也騎車的推動下，首爾明年將建成207公里單車徑，預計2020年超過3百萬上班族騎單車通勤。不過最教人意外的卻是假想敵新加坡：早於08年已推出「以人為本」的交通大綱圖，開宗明義將單車列為「正規交通工具」，將提供更多停泊位和交通配套......

三小龍都趕向終點了，香港還在起跑線徘徊，到底是甚麼回事？

環港島騎車之夢
其實要將鬧市變成騎車者的樂土，並不如想像中難。鬧市騎車的最大問題是其他駕駛者對單車不尊重，響號、壓線不一而足，危及騎車者安全；解決方法除了長遠教育外，是效法其他城市，為單車設立市區專用道，形式可以是：在現有馬路或行人路加設單車專用道，或在重建區或新區規劃單車徑。後者，正是本地不少民間單車團體所倡議的。

譬如由民間發起的「無污染香港單車遊」活動，便爭取在港島西環至筲箕灣興建海濱單車徑。活動四年前首辦時只有百多人參加，今年已急增至六百幾人。參加者集體由堅尼地城一路騎車到筲箕灣，並向政府部門遞交請願書。活動今年的協辦單位包括Roundtable、尖碼之聲和幾名立法會議員，民間聲音日見壯大，但單車遊發起人之一何來表示，至今發展局只承諾於中環新填海區內加入海旁單車徑設施。

今屆單車遊的重點訴求，是促請政府在規劃北角東區走廊海旁美化工程時增設單車徑，但當局暫時未有實質回應。何來批評，官員想像力太低，和民眾期望有落差。「單車代步是大勢所趨，但官員反應並不積極。我們將持之以恒作單車遊行，終極目標是建環港島單車徑。台灣都有啦，點解香港無？」

港鐵小輪齊說不
除了安全車道欠奉，在市區騎車還有配套方面的困難，如泊車位短缺，和其他公交工具對騎車者的抗拒態度。譬如想以單車作為「駁腳」交通工具便令人大傷腦筋：將單車泊在街上怕會被偷，但攜著非摺疊式單車坐地鐵，又必須拆去前輪；而且只有東涌線、東鐵線、馬鞍山線有此彈性安排，西鐵線仍不開放予單車騎乘者。想帶著單車搭天星小輪？尖沙咀至中環線又禁止非摺疊式單車上船……

作為亞洲國際都會，卻只想到以停車熄匙、大興核能來減廢、減碳，而非設法減少汽車用量、鼓勵單車代步。連旅遊指南都嘲諷「在中環騎單車等於自尋短見」了，特區政府到底幾時才立定決心，讓香港躋身「單車之城」？

BOX 1　長遠計：落實單車政策
說港府完全漠視單車也不全對。近年民間團體要求改善城市騎車配套的聲音強烈，逼使政府答應每半年與單車團體舉行跨部門會議。參與部門包括運輸署、路政署、木土工程署、漁護署等，但有份出席會議的Martin批評，官員並非政策制定者，會議常流於瑣碎和事務性，譬如討論某段單車徑的設施改善、斡旋各間公共交通公司對騎車者作彈性處理等。他認為，當局應設立獨立部門，訂定單車政策，才是長遠計。

BOX 2　環新界單車徑，你有say
令人期待的環新界單車徑工程，由土木工程署負責，包括建造16公里連接元朗至上水的新單車徑、改善舊有單車徑設計和輔助設施，預計2015年完工。新界單車徑多年來常被騎車者垢病車道不連貫、U形鐵欄太多、欠缺泊車位等。想向政府反映你對單車徑的意見？不妨致電負責的總工程師李耀華（2158 5610），或電郵（edwardlee@cedd.gov.hk）給他吧。

BOX 3　香港單車遊行活動一覽
無污染香港單車遊：由西環騎至筲箕灣，目標是促請政府建立港島海旁單車徑。今年已於2月舉行。（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36576814694&v=info）

臨界量（Critical Mass）：發源於三藩市，是向政府爭取騎車人士路權的集體單車遊行，亦是全球最有規模的單車抗爭活動。香港「臨界量」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於尖沙咀舉行，目的是讓更多人將單車視為交通工具。（網上群組：http://sports.groups.yahoo.com/group/massridehk/）

九龍區單車遊行：由「大埔騎乘者車友會」發起，今年將3月27日中舉行，預計由荃灣騎至尖東。去年吸引逾 200人參加。（查詢電郵：jalowai@yahoo.com.hk）

沉默的騎行（Ride of Silence）：最初為悼念意外死亡的美國單車手Larry Schwartz而進行的集體騎行活動，現有近300個城市參與。本港「沉默的騎行」今年將於5月18日舉行，悼念因單車意外喪生人士。

無車日單車行：綠色和平為支持世界無車日（9月22日）發起的單車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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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實踐篇

騎車難，難於上青天？── 專訪鬧市騎行者龐一鳴

不少人認為，在車水馬龍的香港馬路上騎單車，只是外賣仔或石油氣大叔的專利。30多歲的自由教育工作者龐一鳴對此不以為然。去年 10 月，他謝絕了所有公共交通工具（港鐵除外），只靠單車代步，以零碳排放的姿態游走於城市不同角落。且聽他在進行這場一個人的單車革命時，遇到甚麼難題，又想到甚麼新點子，打破馬路上的汽車霸權。

記：記者
龐：龐一鳴

記：為何興起單車代步的念頭？
龐：香港的交通工具，幾乎全部由地產商壟斷經營，因此我想以單車代步，表達對地產霸權的不滿。此外我希望香港能成為一個單車代步城市。純粹發表意見作用不大，必須身體力行。

記：以單車代步前，有否先作準備？
龐：有，主要研究路線和學習基本道路守則。我上網查過由佐敦的家到經常出入的地點，走甚麼路線最好。我的首要考慮是少車、安全。我還特別買了單車頭盔，和裝上車頭尾燈（前白後紅）。其實在香港騎單車不戴頭盔並不違法，但我的經驗是：有頭盔的話，其他駕駛者會尊重你多一點，因為知道你不是鬧著玩。

記：在香港馬路上騎車，常有巴士和貨櫃車在身邊呼嘯而過，感覺危險，不少人因此不敢在馬路騎車。你騎車時，真的會全程走馬路嗎？會否也走行人路？
龐：大部分時間我都在馬路行駛。其實香港馬路設計並沒考慮單車使用者，譬如轉線便很困難，打手號又未必能被看到。某些路段難度也特別高，譬如由荃灣去佐敦行經貨櫃碼頭旁的葵涌道，車又多又快；由佐敦前往觀塘，途經觀塘道，很多車時速達80。有時遇上車速特別快的路段，而行人路又沒有人時，我也會踩行人路，雖然這是違法的。我認為，讓部分市區行人路變成「單車行人兩用路」，是解決市區無單車徑的好辦法。

記：香港司機大部分沒有「單車是交通工具」意識，甚至覺得在馬路騎單車是阻住地球轉。可以談談馬路上其他司機對你的態度嗎？
龐：不少駕駛者會向我響按。但響按也有兩類人：一種是唔妥你，一種是提你要小心，我現在已可憑聲音分辨是哪種。其實我的車速最高只有30 幾，所以通常會在馬路邊騎行，讓其他車先過，但當巴士駛過時，馬路邊根本不夠位騎車，我便會走車道的中間。

很多「搵食車」如貨van、小巴，都不能容忍走在路中間的單車。試過一次在彌敦道，我跟在一架巴士後面，行在車道中間。或許嫌我起步慢，尾隨的貨車扒我頭後，竟向我唧水！另一次，我在尖沙咀半島酒店的燈位前停下，等轉綠燈。我停在車道中間，一架5C巴士跟在我後面。這時司機竟然向我響按，示意我靠左邊踩。他的行為，似乎在說，單車不是馬路使用者，令我很生氣，於是我用手勢比劃說：「我係一架車，你都係一架車！」事後我向九巴投訴：如此不尊重其他馬路使用者，你們是如此訓練巴士司機的嗎？但他們只回覆，以後司機扒頭時會加倍留意騎單車人士動態。

記：那麼其他單車配套設施又如何？如攜帶單車乘坐公交工具，或在街上停泊方面，你遇到甚麼困難？
龐：我之前用的單車不能摺，想坐船去中環便很麻煩，因尖沙咀至中環的天星小輪，只能以摺車上船。其他渡輪航線也有各種奇怪規矩，如中環至灣仔，渡輪下層可免費載運最多 10 架單車，但紅磡至中環，單車則要收取行李費，莫衷一是。至於港鐵，非摺合單車入閘前須拆去前輪，非常擾民。

泊車方面，也令我很傷腦筋。因為曾被人偷車，會盡量避免泊在街上，可是很多室內場所都不容許單車進入。譬如康文署的室內運動場，便不讓我帶摺車進去。幸好也有些開心經歷：如灣仔會展設計廊，容許我推車進入；旺角豪華戲院，容許我看電影時將車放在戲院內。希望有更多室內場所讓騎車者攜車進入。也希望港鐵沙中線、港島南線車站，會設有單車泊位，最好是有人看守的那種。

記：會用甚麼方法，令這個城市對單車更包容？
龐：我很想駕單車時在身上掛一個牌，寫著類似「你快，我環保，請支持／忍讓」的字眼。這是我看《鐵馬革命》一書時得到的靈感。我聽過一位荷蘭朋友說，在鹿特丹，公司老闆和僱員訂立合約時，必須列明 3 年換一架單車的福利，還必須設有浴室讓員工踩車回公司後沖身。但在香港我想先爭取細微的東西，如提議政府在單車可進入的路段豎立「歡迎單車使用」標誌。此外，我正嘗試在中學推廣單車代步工作坊，內容包括講解道路安全知識、跟學生一起設計路線、一起騎車作實地視察等。我已接觸過黃大仙某中學，老師反應很正面。希望由教育方面打開單車代步缺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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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HREE 外國篇

紐約：變身綠城的秘訣

紐約天氣和緩，地勢平坦，非常宜於單車代步，不過直至4年前市長彭博狠下決心，才成功變身綠色城市。

90 年代初，紐約獲聯邦政府撥款 1 億美元，改善空氣污染、能源消耗和交通擠塞情況。市政府逐於97年推出全方位單車規劃藍圖（Bicycle Master Plan），提出興建900英里（1400多公里）單車徑大計。可惜幾年下來進度緩慢，連負責官員也憤而離職，以示不滿。直至2007年，彭博委任熱愛騎單車的Janette Sadik-Khan女士為紐約交通局長，形勢才有改變：4 年內，紐約共增加了250英里單車徑，已超越過去 20 年的總和。
紐約單車徑分為 bike lanes 和 bike paths：前者位於馬路，後者位於公園等無車地帶。07年前，紐約的bike lanes和馬路沒有分隔，夾在泊車位和行車線中間。這個設計令單車專用道易被其他車輛佔用，騎車者也常會被泊在路邊、突然打開的車門「擊倒」。為改善安全，局長上場後，在第九街率先採用歐洲式分隔單車道（separated bike lanes）──單車道置於行人路旁，與行車線之間設有阻隔物（如泊車位，或石屎躉、欄杆等）或緩衝區。安全的單車道，鼓勵了更多紐約人騎車。

而在民間團體強烈要求下，當局更從法律入手，改善配套設施。09年，市議會通過《Bicycle Access Law》等法案，容許民眾攜帶單車進入商業大廈，又規定商廈在提供汽車泊位時，也要按比例提供單車泊位。大刀濶斧的改革，令不少原本擔心單車被竊而不騎車的紐約客也加入騎車行列。

哥本哈根：騎車族太多的煩惱

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肯定是騎單車者的天堂。總人口120萬的哥本哈根，卻擁有390公里單車專用道，超過37%人口以單車作交通工具，Nørrebrogade大馬路每天便有36,000名單車騎士通過。

哥市政府最具創意的鼓勵單車通勤點子，是08年推行的Green Wave「單車超級暢通道」計劃。計劃意念是：在繁忙時間騎車，政府會調控路上的交通燈，只要你時速達20公里，那麼單車就可以一路暢通無阻，不會碰到盞一紅燈！計劃最先在Nørrebrogade大馬路推行，成功令騎車者的平均時速由15.5公里提升至20.3公里，且有效減低「飛車」行為。這個精彩意念，已被單車老大哥荷蘭、美國波特蘭和三藩市爭相仿傚。

因為騎單車人越來越多，哥本哈根單車道有時會出現塞車現象，所以最近政府又有新點子：將Nørrebrogade路變身「環保單車公路」，本來狹窄的單車道，會被擴寬至4米，除巴士外，禁止其他汽車通行。未來，環保單車公路沿途將設置休息站，提供輪胎打氣、車輪鏈條修理和飲水服務。預計到2015年，哥本哈根的騎車族比例，會提高到五成。

（原載2011年春季號《稻草人》雜誌）

是時候，向瓶裝水說不

2011-08-16T18:28:00.001+08:00

溫室效應日趨嚴重，加上屏風樓圍堵的雙重夾擊下，盛夏的香港悶熱得教人發狂。走在鬧市大街，隨即汗流浹背，最爽的事情，莫過於走進便利店，買一瓶涼冰冰的瓶裝水或飲料，直灌喉頭。嗗嘟嗗嘟……城市生活就有這個好處──只需付出少量金錢，便可買來瞬間的舒適、暢快。

且慢！你知道，在你閱讀以上文字的十秒間，全球有超過五萬個即棄膠水瓶，被「爽」完之後扔掉嗎？保守估計，每公升瓶裝水，由製造、運輸至棄置，會排出225克二氧化碳。為貪圖剎那舒暢，原來你已為發高熱的地球「加碳」，且超額透支下一代的土地和石油資源。

你，為何還不向瓶裝水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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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莫小於水滴，滙成大海汪洋。」

陳年廣告歌，套用在瓶裝水消耗上同樣貼切。資料顯示，2008年，全球共售出2,180億公升瓶裝水。小莫小於水瓶，但若將這2千幾億個即棄水瓶頭尾連接起來，足夠來回月球80次！

清潔食水，本來不用花幾分錢，扭開水龍頭已可源源得到。問問上一輩，他們準會笑你用錢買水很傻。然而來到21世紀，沒有牌子、沒有廣告air time的水喉水，已難敵華麗裝扮的瓶裝水。80後90後，早已習慣花錢買水喝，無視「瓶裝水」這個概念本身有多荒謬。

如何荒謬？生產瓶裝水所耗掉的大部分能源，並非用於製造產品的主角「水」，而是製造盛水膠瓶。至於外國入口的瓶裝水，有一半能源耗於運輸。

與其說你買的是瓶裝水，不如說你花錢買了個爛鬼膠樽，或付鈔請了爛鬼膠樽坐船、坐飛機。

清純背後：逼爆堆填區
走進超市，你會發現絕大部分出售的膠樽裝蒸餾水或礦泉水，以及部分汽水、果汁飲料，皆以一種名為pet（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的塑料作盛器。你可以在瓶底找到塑膠回收編號「1」，以及「PET」或「PETE」字樣。

據環保署提供資料，去年共有31,755公噸pet瓶被棄於堆填區，當中三分二來自一般家居垃圾和政府清潔服務。這些pet瓶大部分是瓶裝水瓶或飲品瓶。31,755公噸到底有多重？在超市買一包五公斤裝白米，已托得氣喘如牛吧？1公噸等於1000公斤，31,755公噸pet塑膠瓶，相當於6百多萬包5公斤裝白米的重量！事實上，用完即棄的pet瓶，高据全港「塑膠」類別廢物的第二位，僅次於膠袋。據環保署每年公布的「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09年被送進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佔近兩成是塑膠，而僅 pet瓶一項，便佔其中的5.1%，數字相當驚人。

香港三個堆填區將在數年內爆滿（將軍澳堆填區將於2012 年飽和）。喝光一瓶飲料只消三分鐘，並讓你得到半分鐘清涼；永不分解的塑料瓶，卻會日積月累至天文數字，令堆填區爆滿。這正是瓶裝水「清純」外表背後藏著的醜惡相，也是剎那快感預支的地球資源。

飲瓶裝水＝消耗石油
其實瓶裝水從來不是生活必需品。香港遲至上世紀70年代才出現面向大眾市場的零售瓶裝蒸餾水。自攜水樽比喝瓶裝水經濟、環保得多，但瓶裝水製造商推銷有道、高舉「健康、清純、方便」等賣點令消費者趨之若鶩，已成全球共有現象。以美國為例，1997年，瓶裝水只佔全美瓶裝飲品市場2%份額，去年升至14.5%。至於香港這彈丸之地，去年每人便耗掉83公升瓶裝水，是全球人均消耗量的2.8倍。

瓶裝水銷售量與日俱增，PET瓶和瓶裝水製造商面對環保人士指責，反駁pet能循環再用，對環境影響有限。但實情卻非如此簡單。

首先，被回收再造的pet瓶少得可憐。根據資料，全球85%瓶裝水水瓶沒被回收，只丟到堆填區不朽長存。記者曾向環保署查詢本港PET瓶的回收再造率，但該署無此項數據。若樂觀地假設PET瓶回收率與都市固體廢物的整體回收再造率相若（49%），則全港仍有超過一半PET瓶沒被回收再造。

第二，回收的PET瓶只有少量被循環再造，根本無法減少新PET瓶的出現。一般來說，回收的PET瓶會用於製造纖維（如製造衣服的滌淪）、薄膜、膠盒等，換句話，絕大部分PET瓶是使用全新原材料製造的。

PET的原材料是甚麼？不說不知，它是由石油提煉出來的。消耗瓶裝水，即同時在消耗買少見少的石油資源。美國每年便耗用1700萬桶石油生產瓶裝水水──這還未計算運輸和冷藏所耗用的能源呢。

瓶裝水既增加碳足跡，水質亦未必如想像般安全。去年消委會測試40款瓶裝水，便發現有8款含菌、2款含致癌重金屬銻、32款含屬硝酸鹽，一款名牌貴價有氣礦泉水含的亞硝酸鹽，更超標三倍。膠瓶本身也不安全。大容量的瓶裝水以PC（聚碳酸酯）瓶盛載，會釋出雙酚A──一種可能導致嬰孩荷爾蒙分泌異常及腦部發展障礙的物質。至於常見的pet瓶，塑料業雖聲言對人體無害，但有研究發現，pet瓶會滲出鄰苯二甲酸酯類（Phthalates，簡稱PAEs，可干擾人體內分泌及神經系統）等毒素，滲出量更隨溫度上升及儲藏時間增長而增加。

成為「自攜水樽」族
瓶裝水問題多多，為自己，為地球，向瓶裝水說不已刻不容緩。既然我們樂於以「Bring our own bag」來減少使用膠袋，何不也「「Bring our own drinking bottle」？

不過改變飲水習慣，必須環境配合。康文署轄下的體育館、公園等皆設有飲水。以往不少人對它們存有介心：記者個人經驗是，公共飲水機的水常有強烈鐵鏽味，且消毒方法不詳，只淪為路人的洗手盆或痰盂。縱然有心飲水，亦只能望「機」興嘆。

但康文署近年對此問題下了不少工夫。記者親身試驗過屯門大興體育館和維園（興發街公厠旁）飲水機，發現水質比以前大有改善，異味不再（雖然較少人使用的飲水機，如維園緩跑徑旁那部仍有怪味）。大興體育館的飲水機，更清楚列明濾芯的最後更換時間（距記者飲用當日只相隔兩周），令人飲得安心。

康文署向本刊表示，轄下約900部飲水機，皆由機電工程署負責維修保養，並會定期（三至六個月）更換紫外光燈或／及濾芯，每年進行最少一次全面水質監測。事實上，加了濾芯的水機，水源沒有異味，水質更有保障；若該署能將熱門水機全部加上濾芯並註明更換時間，相信可吸引更多人成為自攜水樽族。
不過，向瓶裝水說不的最大障礙，是取水點不足。在我們最需要飲水的地方，如鬧市大街、港鐵站、商場、戲院、圖書館等，大多沒有設置飲水機。以圖書館為例，康文署表示只於人流較多的兩間中央圖書館設有飲水機，其他館並無計劃設置。至於食環署管轄街市，該署表示只有大埔兩間街市設有飲水機。私營商場設有飲水機的，更是鳳毛麟角。要期望彌敦道等大街置有飲水機，似乎需要有更大的民間聲音才行。

英國爭取設置更多飲水機的組織「Find a Fountain」在其網站指出，飲水機不僅不夠多，而且總是「處於錯誤位置」，可謂一語中的。這個組織的目標是兩年後「每個社區裡最熱鬧的三條街，都設有飲水機」。期望香港的公私營機構，也以此為目標，為減少膠樽的白色污染出一分力。

[BOX1 ] 禁售瓶裝水運動
放眼世界，禁售或拒喝瓶裝水運動如雨後春筍。澳洲的班達農鎮（Bundanoon），去年成為全球首個禁售瓶裝水的市鎮。新南威爾士州以浪費金錢和天然資源為由，立法禁止政府機構購買瓶裝水。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倫敦市（City of London），08年成為加國首個禁止政府營運設施（如辦公樓、體育館、高球場等）出售瓶裝水的城市，多倫多亦於同年作出相類立法，並計劃禁止所有公立學校出售瓶裝水。在美國，三藩市、西雅圖等亦已禁止地方政府以公帑買瓶裝水，芝加哥市政府更妙，不搞禁售，卻在兩年前向所有瓶裝水徵收5仙美金「瓶裝水稅」，此舉雖引起瓶裝水業向法庭興訟，但卻無礙其他地區如華盛頓州仿效。

香港又如何？環保署回應本刊表示，已向各政府部門發出環保採購指引，提醒在辦公室及日常運作時，盡量避免提供小型瓶裝水，包括開會時盡量由茶水部提供茶水。不過政府每年仍動用1,600多萬元購買大瓶裝蒸餾水，即每年花費約100元於每名公務員的飲水開支上。政府在瓶裝水方面的減碳行動，談不上大刀濶斧；大眾惟有自求多福，以個人力量拒喝瓶裝水。

[BOX 2] 太平洋的塑膠旋渦
膠水瓶難以分解，有時會掉進海中。這些水瓶會被水流困於太平洋中間，形成一個海中垃圾大旋渦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旋渦的塑料被不斷粉碎，變成細小分子，所以憑肉眼並不能察覺此旋渦，但當鳥類或海洋生物吃下塑料分子，便會導致牠們死亡，塑料亦會隨食物鏈進入人體。塑料垃圾造成的生態危機，將禍延好幾代人。

[BOX 3] 用甚麼瓶子喝水才安全?
要成為自攜水樽一族，首先要搞清楚甚麼瓶子是安全的。

自攜的膠水瓶也是塑膠製品，所以瓶底同樣有塑料回收編號──若瓶底沒標示，千萬不要買，因為你難以得知水瓶會釋出甚麼有害物質。以往，大部分自攜式膠水瓶以PC製造，回收編號是「7」。7代表「其他」，指1987年後發明的各類塑膠。但多項研究發現，無論PC製水瓶是新是舊，遇到滾燙熱水皆會滲出化學物質雙酚A（bisphenol A，簡稱BPA）。

雙酚A能模擬賀爾蒙被人體吸收，可影響生殖系統，與癌症及心臟病等相關。兩年前，美國及加拿大多個州份已立法禁止奶咀、奶瓶和幼童飲用器皿含雙酚A，令人們關注自攜式膠水瓶內的雙酚A成份。現時，很多製造商已改用不含雙酚A的塑膠（編號仍是7，但註明「BPA free」），自攜水樽一族可考慮使用。其他適合反覆使用的塑料，編號分別是2、4及5號。不過說到底，最安全的瓶子，還是不鏽鋼或玻璃器皿。

（原載2010年秋季號《稻草人》雜誌）

誰拆散了農民與土地？── 新界農地錯配問題

2011-08-16T17:47:00.002+08:00

土地，是農民的親密戰友，也是他們安身立命、扎根繁衍之所。

沒有農地便沒有家，更沒謀生本錢，等於宣判農夫「死刑」。偏偏這正是香港農民現況：政府急劇發展鄉郊、地產商大量屯地，令農民面對收地迫遷、甚至無田可耕的苦況。

名義上，香港有很多閒置農地；事實上，適合耕種、地主又願租出的農地少得可憐。農夫眼巴巴看著田地被丟荒等發展，政府卻不願伸出援手，只能徒呼奈何。且來聽聽，新舊農友的moody（無地）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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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研究一條簡單算術題。據政府數字，全港被規劃為農地用途的土地，共有5100公頃。現時已用作耕種的農地，為 758公頃。那麼，香港尚餘多少空置農地，可供有意投身農業人士耕作、使用？

單看數字，只有約15%農地被「使用中」，餘下還有85%，即超過四千公頃農地「空置」。似乎要應付農友的土地需求應該綽綽有餘？

可惜，現實世界不像數字世界那麼單純易懂。餘下的85%農地，一部分早已被大地產商或財團羅致，待政府下一聲「發展令」，便會變身高樓商廈；另一部分，則因經濟利益等原因，早已被地主改變土地用途，農民再難染指──譬如你我司空見慣、將農地改裝成貨櫃場、廢車場、野戰場等的「暗改」；或在農地上傾倒泥頭廢料破壞耕作環境，再向城規會申請改變土地用途，建丁屋或其他建設的「明改」等……地主按新界發展「潛規則」改變土地用途，真正「空置」的農地，可謂鳳毛麟角！

你或會說：香港有幾多人想耕田吖！

的確，城市發展，農業式微，是自然不過的現象，香港農業也曾經奄奄一息。八、九十年代樓股市齊飛，我們眼裡只有回報飛快的金融地產，哪有人想耕田？當時無論官民都認為，本地農業已完成歷史使命，況且有祖國backup源源不絕輸入農產品，香港何必有農業？回歸後，港府放寬大陸菜輸港，本地農業更加萎縮。不過，隨著近年的有機熱和大陸假毒食品氾濫，令有機農業變得可為。不少常規農場（使用化肥耕種者）轉型為有機，也陸續有新力軍加入有機行列。

據漁護署資料，現時已取得「有機資源中心」認證的有機農場共76個，連同其他不取認證者，全港共有339個有機農場，佔在耕土地面積近八分一，每日為港人提供3 至 5 公噸有機蔬菜。至於假日農場、有機農墟，更是不少家庭的周末好去處。可以預見，有機農業將會越開越多；農業正為港人提供新的創意點子。

鐵絲網裡的荒廢農地
有機農業冒起，但卻遇上樓價狂颷、政府銳意發展新區的時候。地主求發展，出租農地的意欲大減，新界因而出現「有人無地耕，有地無人耕」的農地錯配現象。

長久以來，本地農民一直面對土地業權分散、地主移民、「阿公地」難租用等麻煩事，但今天最傷腦筋的莫過於覓地艱難。經常協助農民搵地的菜聯社經理鍾燄興慨嘆：「最近連沙頭角禁區也因快將開放，而被財團睇中收地，南涌更有漁塘被人倒泥！」

鍾表示，有新入行者眼見農地難尋，索性走入梅窩搞有機。「大嶼山外國人多，會親身到農場買菜，單做內銷也可維持。」新晉農友可兵行險著到偏遠地區冒險，但早已在新界落地生根的老農友卻必須面對政府、地產商連番收地，農場縮水兼無法擴充的情況。在錦上路西鐵站附近開有機農場的堅叔，是典型例子。

堅叔務農30多年，7年前由常規轉型有機，現時租用22斗農地（一斗＝7,260平方呎。22斗即約16萬平方呎），15斗在沙田坑，其餘在大江埔，兩地相距 5 分鐘單車車程。為何農場要分成「兩截」？原來是政府和地產商多番收地的結果。「以前我喺沙田坑有三、四十萬呎地，政府起西鐵和三號幹線時收咗十幾斗地，後來新鴻基又由我前地主手上收購了三萬呎我耕開嘅地，仲即時終止我租約。」堅叔惟有到處搵地，但到處碰壁：流浮山有40斗相連地，地主不肯租；河上鄉地主獅子開大口，要計月租才肯租（農地向來按年計租），明顯要堅叔知難而退，待財團來收地時可省卻與耕仔（佃農）周旋的麻煩。

幾經辛苦，堅叔才在大江埔找到幾斗地。農場不相連，60多歲人要「兩頭騰」，工人、交通等成本增加，但這些堅叔都能適應，最令他百思不解的反而是新鴻基趕走他後，用鐵絲網圍著土地，四年來任由野草叢生，未有任何發展。眼看農地荒廢，煞是浪費，堅叔總希望對方讓他繼續租地。「我甚至可以同佢去律師行打合同，到佢要發展，俾我三個月通知就得。好過現在丟空塊地吖。」可惜，他一直無法跟對方代表聯繫。

堅叔的「健康有機農場」屬中型規模，每天要動員十幾人種田、分菜、出車等，好收成的月份可月賺三、四萬元。農場雖有街舖，但主要收入來自長期訂菜客，不過客源只靠口諀相傳。為何不做其他宣傳？「農地有限，怕客人太多，供不應求！」

魄力十足的堅叔有很多新諗頭：「如果找到30萬呎相連農地，我會搞個有機度假村。有得做架！」以堅叔的經驗和才智，我確信他不是信口雌黃 ── 然而沒有農地，再多創意，又怎發揮？

起樓是唯一發展可能？
地產商與農爭地，自然是大贏家，但也有全力抵抗的農夫，如粉嶺馬屎埔村Becky一家。

居於馬屎埔的Becky（區晞旻）是「農三代」。上世紀 50 年代，祖父母由南番順一帶走難，來到馬屎埔落腳，租用原居民棄耕土地，以務農維生。每天凌晨二時，將蔬菜割下運到附近天光墟出售，是Becky爺父兩輩的生活寫照。一晃眼，五十多年過去。廿多歲的Becky大學畢業，到中環上班。從小在田邊嬉戲的她，受不了刻板枯燥的OL生活，捱了兩年毅然辭職，在香港永續農業協會支持下，於馬屎埔開辦「馬寶寶社區農場」。從此，區家農史寫上了新頁：區爸爸過去用作常規耕作的部分農地（約3斗），搖身變成展示永續發展、自主生活概念的實驗農場，區爸爸也變成有機農夫。

Becky專責馬寶寶對外事務，定期舉辦生態導賞、工作坊等，另有兩位廿多歲的全職農夫負責馬寶寶農務。記者到訪當日，農夫俊彥採收了有機紅豆角，準備送到大埔職工盟的「共同購買日」銷售；Becky父母則在俊彥指導下，堆積豆渣（問街市豆腐舖拿的）和野草（從荒田割下的），做人生第一趟有機堆肥。

一家大小以農田為生活軸心，馬寶寶像一幅田園牧歌吧？但看真點，她其實是80後對抗中環價值、反思城市發展的另類社運，是對香港過度傾斜房地產的聲討。事緣政府於07年提出打造新界東北發展區的大計，馬屎埔村被劃入發展範圍。聞風而至的恒基地產，於是開始在馬屎埔村大肆買地（現擁九成馬屎埔地權），其後向200多戶村民發出終止租約律師信，迫令他們無條件遷出。部分村民經不起恒地軟硬兼施的迫遷手段（包括發出法庭傳票、打爛空置房屋製造荒村景象等）搬走，剩下少數如Becky一家，死守土地。

Becky說，希望藉馬寶寶讓更多人關心馬屎埔，並反思起樓是否「發展」的唯一可能。站在農場樹蔭下，聲調仍帶孩子氣的她說：「政府終日講『發展』，但有否想過為何發展？為誰發展？『發展』的原意，理應是讓原本住在那裡的人可以改善生活。但我們這些馬屎埔農民卻因發展而被迫遷，生計被剝奪，這不是很荒謬嗎？」

其實，馬屎埔收地問題是菜園村「翻版」，但馬屎埔村民更慘。因菜園村由政府出面收地，馬屎埔的發展計劃採官商合作模式，地產商提早「落釘」，大肆圈地趕走租戶，政府都不敢亦不願插手。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便曾在立法會上表示，「私人發展商收地與政府收回私人土地截然不同」、「業權人與租戶之間的私人協議，政府不宜干涉」，居於馬屎埔的非原居民，只能任由地產商魚肉，難以爭取合理土地或金錢賠償。
好像Becky爸爸區流根，07年收到恒地發出終止租約通知後，一直拒絕遷離，對方停止收租後，也繼續落田。「我唔係要甚麼金錢賠償。恒基提出十萬元一間屋、三蚊一呎地作『恩恤金』，我都拒絕咗。我只係想要塊地，等我可以繼續耕田。黃浩明（恒地執董）曾口頭答應我哋要求，不過至今都無兌現承諾！」恒地更暗示，很快會向他發出法庭傳票；區爸爸無奈表示，現在是「耕得一日得一日」。唯一慶幸的是，自住房子建於自購土地上，暫不用擔心無家可歸。

農民成走鬼小販，一邊揮鋤頭，一邊擔心地主殺到；馬寶寶和區爸爸出產的有機菜，就是在如此「風雨飄搖」情況下生產。其實趁平價時收購農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經濟行為，但作為壟斷香港多個行業的地產商，理應明白企業責任之所在。區爸爸要求不過份，地產商擁大量農地，以農地補償給「耕仔」，絕對是力所能及的應有之義。

耕仔覓地排長龍
其實從短淺功利的角度看，耕種所產生的利潤微不足道；但若換上長遠的人文角度看，農地提供瓜豆蔬菜給社區享用，是多多錢都買不到的綠色低碳生活，而教育我們下一代愛惜食物、愛護自然，更是整頓病態社會歪曲價值觀的良方。可惜港府一直視農業為純粹的「經濟活動」，對有機農業無長遠扶助政策。譬如對於農地錯配問題，政府的對策，只有漁護署行之有年的「農地復耕計劃」。

復耕計劃的目的是協助有志農業人士覓地。政府角色如地主和耕仔之間的中間人，免費提供覓地、配對、查冊、訂立租約等服務。漁護署農業主任陳益民表示，他們一直在物識新界及大嶼山閒置農地，現時手上有十幾塊約共40斗的私人農地。計劃近年成效頗佳，譬如2009年便成功「配對」了土地60.3斗，受惠農友23位；2001年截至10月，亦成功替18位農友「配對」40斗地。不過僧多粥少，仍在輪候冊上等候的農民或組織，有147位之多。

陳主任坦言，計劃有其局限性，因適合耕種的閒置農地不易找，就算找到，地主也會因為租金濕碎、害怕租霸等原因而拒租出，「耕仔」則因不就腳或設施不足而不願租入。此外，署方覓得的農地多數面積細小，只適合4、5斗大的小型農場使用。但漁護署提醒所有想找地的農友，最好先在輪候冊上登記，這樣就可以讓政府得知農地需求有多大。

私人土地無法指望，那麼政府土地又如何？租用或購買官地可以嗎？但陳主任指出，批出官地，須由地政總署按招標程序進行，價高者得。「試過有農友睇中一塊官地，向地政提出。地政按程序招標，但最後中標的卻不是他！」政府批出農業用途的官地時，因循地將農友和其他使用者「平等」對持，實在無奈！

急需農地者找不到地，擁有農地者則待價而沽。政府近年投放大量資源推廣本地有機菜（如搞有機認證、資助農墟活動），然而若無相關政策配合，使農民有土可種，農民最後極可能會因為失地而離開農業，那麼政府對有機菜的推廣，豈非白廢心機？

堅叔、區爸爸、Becky的失地故事，將繼續發展。無地怨曲要唱多久？遂看政府有多大決心，幫助這群最無議價能力的土地使用者。

[BOX1 ]丟空農地　談何關愛？
據恒基地產2009年年報，集團持有4000萬平方呎（即371公頃）農地，為「全港擁有最龐大農地儲備之發展商」。粗略估算，香港四大地產商（長實、新鴻基、新世界及恒地）合共屯積農地約1,000公頃；換言之，四大已「儲起」全港五分一農地，比在耕農地面積更多！

大財團及原居民丟空農地，政府向來以「土地屬私人擁有」為由，不會干涉其中，但面對過千公頃農地白白丟空多年，政府真的無計可施嗎？其實，政府或非謀利組織可扮演「中間人」，協助將財團屯積未用的農地，以短期方式租給農民；財團或原居民不用擔心農地易租難收，自然安心放租。這方法令地產商不需額外成本，便可緩減市民大眾的「仇富」情緒，可謂一箭雙鵰。另一可行方法，是政府或團體先向土地擁有人租下農地，再轉租給農戶；更進一步，政府甚至可以通過一些政策增加耕地來源，譬如向丟荒農地徵收稅款、撥出部分官地供農民優先使用、容許未有發展計劃的官地暫作社區園圃等。只要政府願意走出任何一小步，農民的天空，會更明亮。
[BOX2 ]　塱原生態農業的啟示
農地是否只有產糧功用？否。在瑞士和奧地利，政府每年皆向農民提供大量補貼，為的是保護生物多樣性，以及維持當地像明信片般美麗的風景。可見，農地絕非純粹產糧的一塊地咁簡單，它還可以為生態平衡和保育作出貢獻，甚至可以漸漸改變都市人固有的發展萬歲價值觀。

不要以為香港農地擔不起以上「大任」，長春社和香港觀鳥會幾年前已開始「借用」塱原農民和農地進行保育。這個名為「塱原可持續發展計劃」內容包括：資助原本種常規菜的塱原農民改種水稻、慈菇，重塑濕地生態；將部分荒田清理、注水，變成吸引雀鳥和兩棲類的濕地；又舉辦生態旅遊、工作坊、收成節等，讓市民參與其中。明年更會加設會員制，讓普羅大眾透過「助養」農地，支持本土農業及保育活動。

塱原計劃涉及耕地100萬平方呎，參與農民約 25人，全部在塱原耕田幾十年。長春社保育經理戚曉麗強調，管理妥當的農地，比荒廢農地有更佳生態保育效果。她指出，雖然計劃主要目標是保育濕地生境，令瀕危物種如禾花雀增加，但它亦彰顯了農業和生態的互扣關係，發展出一種全新的「生態農業」模式。

塱原計劃成功將農地、保育及社區參與糅合為一體，或多或少讓政府醒覺，農業對生態的重要性。計劃最近再獲政府環保基金撥款460萬作兩年經費，當然是好事，然而全港能夠得政府如此厚愛的農地和農友，實屬少數。其實，就算生態價值不及塱原的空置農地，若政府願意出一點力──如切實處理非法傾倒泥頭、擅改土地用途等──它們都可變身成另一個馬寶寶，為社區增值；但若任由它丟荒，或擅改成廢車場回收場，則只會滋生蚊蟲影響衛生，甚至造成土水污染，再難回復農貌。一來一回，此中「機會成本」之大，當局不能不察！

（原載2010年冬季號《稻草人》雜誌）

誰接迪華特的棒？訪港樂CEO麥高德

2011-07-31T17:50:00.005+08:00

　　
　　這幾年，港樂在藝術總監兼總指揮迪華特（Edo de Waart）帶領下，堪稱脫胎換骨，令古典樂迷大呼Bravo。但自從去年迪華特宣布不再續約，以及行政總裁蘇孝良提早辭職後，港樂陷入人事交替、青黃不接的低潮，坊間更流傳有樂手紀律欠佳和迪華特濫權，令人擔心港樂未來會否走下坡。大堆負面新聞包圍之際，58歲的Michael MacLeod最近走馬上任港樂CEO一職，不知能否力挽狂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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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MacLeod（麥高德）藝政經驗豐富，曾任紐約州夏季歌劇節(Glimmerglass Opera)常務及藝術總監、歷史悠久的紐哈芬交響樂團(New Haven Symphony Orchestra)行政總監、倫敦市藝術節總監等。擁有漂亮履歷，卻選擇遠道重洋，來「湊」這個僅算區內薄有名氣的藝團，到底港樂有何吸引力？答案，原來是港府的「大手筆」。

　　「兩周前，世界知名的費城交響樂團宣布破產。原因當然很複雜，但我覺得是因為自70年代末，音樂課被剔出課程大綱，導致美國出現一代音樂盲。」麥認為，這令到美國古典樂觀眾大減，影響門票銷情和樂團贊助者的熱情。「我喜歡香港，這裡不單中小學有強制音樂課，而且政府願意支持樂團、藝團。」

　　對於經常評批港樂依賴公帑的本地論者，總裁的答案或頗出人意表。不過當全球進入量化寬鬆時代，有政府「包底」的港樂，肯定比主要靠私人贊助、易受經濟影響的美國樂團更加「穩健」（至少不會破產），也更好發揮（至少資金充足）。

　　翻開港樂年報，政府去年撥款六千萬予港樂，佔總經費六成。過去常有聲音批評港樂等「九大藝團」得的政府資助太多，問總裁會否擔心未來被削資，他卻信心滿滿，認為政府既斥巨資搞西九硬件，自然會在軟件上有所配合。「港府向我再三保證將繼續支持本地文化機構，讓港人為本土藝術和西九感到自豪。」「前兩天，楊立門（民政事務局常秘）便在會議上保證，會照顧本地藝團。」當然，咱們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任何承諾都信唔過；但不得不承認，「西九」這龐大文化藍圖，看在外人眼裡仍是鋼鐵般堅實的文化承諾，充滿魅力。

　　前景亮麗，但樂迷現時最關心的卻是誰來接迪華特的棒，這，也是麥高德最逼切的任務。

　　麥曾先後替兩個樂團挑選藝術總監，是經驗豐富的伯樂。他坦言，這項挑戰是吸引他來港的另一主因。那麼總裁心中是否已有人選？麥氣定神閒地表示，一切仍未定案。「遴選過程通常需時一年，或許明年初有結果。」他更頑皮地揚一揚本來放在記者面前的文件說：「這上面排得密麻麻的，是和候選人見面的日程表。目前我們約有十個人選，首要考慮能跟樂團有良好化學作用。」可惜記者不夠眼尖，看不清紙上人名。但總裁大方承認，早前被傳得甚囂塵上的荷蘭指揮Jaap van Zweden也在名單之列；港樂亦已安排他和部分候選人於新樂季來港指揮樂團，作為「考核」的一部分。麥強調，會讓樂師表達對人選的意見。「這並非慣常做法，但我會確保由樂團成員選出的兩位意見代表，向遴選委員會反映眾樂師想法。」

　　談到港樂未來發展，麥總裁有兩個願望。一是加強樂團在教育方面的工作，「希望由一至八十歲的香港人，音樂水平都有所提升。」二是擴大樂團編制，以配合西九的場地。麥尤其希望增添一隊常規的合唱團，因現時遇上貝九等需人聲合唱的樂章時，港樂只能尋求「外援」，難於控制水準。此外他還有一出位大計：讓港樂走出尖沙咀，到新界演出！「難道我們必須如此傲慢，讓每個人專程過來此（文化中心）聽我們的音樂？我們應該走向人群才對，這叫做community engagement。康文署也支持此構想。」總裁這席話，令居於新界的小記百份百感動－－雖然他應該不知道，大部分新界人根本聽不起昂貴古典樂，而城市人則認為到郊區聽classical不夠class－－但若將來港樂能排除萬難，在屯門粉嶺奏起管弦之音，那就真夠幸福和大同了。

　　麥總裁說，在藝術追求和財政責任之間取得平衡，是當港樂CEO的最大挑戰，因此他會尋找更多商業贊助。現時，太古是港樂首席商業贊助機構，合約將於明年結束，不少樂迷擔心隨迪華特離去，太古將會削資，但麥不以為然：「這是institutional support，而非對某人的personal support。」和太古代表見過數面後，他有信心雙方可維持一段「長久關係」。

　　前程難料，但要趕在迪華特離去前一睹其大師風采，肯定是樂迷心聲。新樂季重頭戲之一，正是餞別迪華特的五場音樂會。開幕那場，他將再度指揮馬勒《大地之歌》。樂評界對迪華特演釋的馬勒向有好評，他初來港時更許下宏願要搬演全套馬勒交響曲－－不過最後獨欠有「千人之歌」美譽的馬勒八，令樂迷大呼可惜。很多人認為原因是經費不足，但麥高德更正說：「馬勒八需超強陣容。這不只是錢的問題，而是文化中心根本不夠大。」但他保證，港樂將在西九新場落成後演奏此曲。喜好大部頭的樂迷，且寄望西九盡快上馬，令重量級作品如馬勒八或《指環》早有落腳地吧！

心情決定口味
問到麥高德的音樂喜好時，這位說話爽快的CEO竟停頓良久，才給我一個慧黠的回應：「古典樂門票要預早16個月訂購，可我怎知道年幾後某個星期二黃昏，我的心情正好適合聽舒曼？若我到時想聽韓德爾，那如何是好？我想說的是，心情決定口味。」「譬如早上起來，我就不想聽Messiaen，而會選擇pre-Beethoven的作品。海頓則是很好的背景音樂，適合沖咖啡時聽。」

麥又認為，口味會隨工作環境改變。「我曾是個Mozart man，後因工作愛上巴羅克音樂，特別是巴赫和韓德爾。在歌劇節工作時則愛上威爾弟和布烈頓。若單比較歌劇曲目，我覺得布烈頓和莫札特不相伯仲。」（原載2011年5月《U Magazine》）

告別子為父隱的時代：《我和父親季羨林》

2011-07-31T17:38:00.000+08:00

　　文人愛寫自己的父親，文人之後更愛寫自己的父親。著名國內學者季羨林去年逝世後，獨子季承隨即出版了極富爭議性的回憶錄《我和父親季羨林》，為以往充滿人文風骨的「季老」形象，加上不留情面、卻極富人性的一筆。－－－－－－－－

　　母愛是偉大的。這已經成了我們常掛在嘴邊的「套語」。那麼父愛又是怎樣的呢？奇怪的是，對於父愛，人們似乎沒有一致看法。朱自清筆下，父親蹣跚地由火車路軌爬上月台買橘子的背影，固然是「愛在心裡口難開」的中國式父愛經典象徵；然而，更多時候，父親並非以關顧家庭的美好形象出現：他時而自卑、時而自大、時而孤獨、時而執拗......明顯地，父親不像母親般，可以得到毫無保留的讚頌；他得到的，更多是人性化的，甚至不留情面的描述。

　　譬如台灣作家張大春在《聆聽父親》裡，寫他替病榻上的父親洗澡時的情境：「在那一刻，一個句子朝我衝撞過來：『這老人垮了。』我拿蓮蓬頭沖洗他身體的各個部位。......我伸手搓差他的屁眼，又俯身向前托起他的睪丸和雞雞──那裡就是當初我的源起之地......我輕輕揉了揉它們。顯然，它們也早就垮了。」

　　筆觸夠殘忍吧？我便不忍卒讀。不過因為寫的人是小說家張大春，被寫的人是我不認識的張爸爸，所以作為小讀者的我也就樂於相信，這是敏銳的作家對身體必然走向枯萎所宣示的無奈感，而非有意讓已逝的長輩難堪。事實上，《聆聽父親》是張大春寫給未出生兒子的濟南家族史詩，對高祖、曾祖、祖父、父親和自己，都有很直率坦白的評價。

　　我們相信作家的洞察力，但一旦這種不留情面的父親描述，並非出自作家本人，而是出於其子女筆下時，卻會有另一番景象。自以為了解作家個性的讀者，除了覺得沒趣外，也常常會指責這位後代：太不孝了吧！已故梵文學者季羨林的獨子季承寫的《我和父親季羨林》，就是這種令讀者不知所措，繼而反應強烈的回憶錄。

　　去年7月，季羨林以98歲高齡辭世，遺產問題卻成了新聞，就連北大亦被捲進事件。風眼中的季承，卻在不到一年後，出版了這本帶有控訴意味的書。在他筆下，一生孜孜不倦追求學問、對後輩愛護有加的大學者季羨林，恍惚變成另一個人：他吝嗇、小氣、孤僻，對外人熱情，對親人冷漠無比！

　　年少時也居於濟南的季羨林，早於兒子出生3個月後，已離開中國，遠赴德國留學，一別11年；而正式和家人一同生活，更是回國13年後的1962年，當時季羨林已51歲。季羨林和妻子是媒妁之言的結合。像很多五四時代的文人，季羨林選擇放棄愛情，維持這個家，為的是一個義字；不過兒子卻認為，這是季家不斷上演「悲劇」的根源：「父親是一個有背叛思想而沒有背叛勇氣的人……對叔祖父母、妻子兒女，對那個由他們組成的家庭……既不背叛，又不去培植愛。」最令季承不滿的，是叔嬸母「老祖」（季羨林叔父續弦）、姐姐婉如和母親彭德華相繼去世時，父親季羨林竟一直表現出異常的冷淡：「沒有送鮮花，沒有去弔唁，沒有去告別」。但最令他難受的，是父親竟因為嫉妒他偏愛母親，而決定斷絕父子關係。直至季羨林死前一年，兩人才冰釋前嫌。

　　此書一出，惹來各種強烈評批和指責，有人認為它真實坦誠得近乎殘忍，甚至有好事之徒胡謅，兒子此舉是想獨吞老人遺產……一般讀者則認為，季承挖死者「瘡疤」是不孝，亦接受不了這「新」的季羨林。

　　季承在自己博客上的回應很有意思：「孝與不孝，不在避諱，而在真誠，在行動。」「子為父隱」的儒家思想，的確跟今天人們追求的平等、真實等價值觀相互矛盾。要求作家有創意之外還有美德，也不再是讀者們的那杯茶了（不都在說「作者已死」嗎？）。然而，季羨林卻是個例外。他雖是世界級梵文、吐火羅文專家，譯過印度著名史詩《羅摩衍那》(Ramayana)，也寫過80萬字的蔗糖文化史，但他之所以家傳戶曉，成為「入屋」作家，被央視評為「一介書生，言有物，行有格」，卻是因為他敢於秉筆直書，以「說真話」為己任。譬如他最廣為人知、寫文革遭遇的《牛棚雜憶》，本的就是不說謊精神，將文革時種種非人瘋狂行徑，一一記錄，以警後世。對於晚年被傳媒胡亂冠以「國學大師」等頭銜，季羨林亦快人快語的拒絕：「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見《病榻雜記》，可惜國內傳媒至今仍沿用這錯誤頭銜）。

　　一位如此強調「真」的作家，卻從沒有寫出真實的家庭生活面貌，豈不太諷刺了嗎？幾年前讀《牛棚雜憶》時，很喜歡季老先生淳樸而睿智的文風，而且直觀地相信他是個真誠對待親友、家庭生活和諧的老人。不過，原來這只是一種淺薄的「粉絲心態」──像歌迷自以為很了解所迷的偶像一般──其實被呈現出來的形象，何曾可以作準？

　　聖經說：「為甚麼你只看見弟兄眼中的木屑，卻不管自己眼中的大樑？」每個人看自己，總覺得萬般的好，挑不出什麼缺點；但看別人時，卻挑通眼眉。作家也是人，寫自己不免主觀。作家的兒子寫父親，雖然也很主觀，難以跳出兒子的身份看個周全，但至少可以來個調和，為讀者心中的季羨林形象，添上畫龍點睛的一筆吧。（原載 2010年6月21日《香港經濟日報》閱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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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季羨林，《牛棚雜憶》，香港三聯，1999。
季羨林，《病榻雜記》，香港和平圖書，2006。
季羨林，《故鄉明月》，中國盲文出版社，2008。
季承，《我和父親季羨林》，香港和平圖書，2010。
張大春，《聆聽父親》，台灣時報出版，2003。
季承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725778305

活化藏品：訪台北故宮院長周功鑫

2011-06-25T14:38:00.008+08:00

　　最近，西九由巨型天幕蛻變成三個大賣綠色、本土和公共空間的新方案。

　　正當我們努力構想未來西九文化區之時，海峽對岸的台北，原來也在醞釀一個規模雖不及西九、但創意和願景或更恢宏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主持這個文化工程的，是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台北故宮）現任院長周功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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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台北兩地的故宮本是同源，但幾十年來與中國版圖一樣，呈分裂局面。去年2月，台北故宮和中方作出歷史性接觸，雙方達成多項合作共識，初步落實合作機制；這正是周功鑫擔任台北故宮院長兩年多來，最觸目也最富爭議的成果。然而這位現年63歲、服務故宮27年的馬英九愛將，還有滿腹宏揚故宮典藏的大計。

　　周功鑫任職故宮展覽組組長16年，95年於巴黎取得藝術史及考古學博士，02年到母校輔仁大學創立博物館學研究所，擔任所長。周的教學強項是博物館營運和行銷，對於全球博物館如何將館藏「產業化」的趨勢瞭如指掌，08年出掌故宮院長時，自然將企業管理和行銷等觀念，注入當時被民進黨的「去中國化」搞得烏煙瘴氣的故宮了。

　　對於以商業模式營運博物館，我們常存疑慮：當博物館資源變成生財工具時，教育功能會被「矮化」嗎？上周來香港演講的周功鑫，帶著可掬笑容回應記者問題：「懂得怎樣行銷，你的博物館才會受大眾喜愛，人們才會常來。常來的話，才能達到教育目的。」故宮近年在出售版權圖像、授權廠商製作含故宮元素商品等方面，的確取得佳績。譬如2009年，15間獲故宮授權的廠商，所繳付的簽約金和版權費，便達700多萬新台幣。但周院長最希望藏品能「活起來」。將故宮三寶之一的翠玉白菜轉化成電話繩、娃娃或蛋卷盒封面，固然可以增加台灣國庫收入（故宮隸屬行政院，收入需上繳國庫），但她強調，這只是行銷策略的副產品，「讓藝術走入生活，使教育延伸到故宮外，才是國寶價值所在。」

　　周功鑫對於活化藏品有一套大計，絕不止於賣紀念品。她表示，早在馬英九總統邀她入閣時，已力爭故宮對面一幅原屬國防部的5.4公頃用地，作為未來故宮發展「創意業產」的根據地。雖然這個名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計劃，現仍處籌劃階段，但肯定的是，它將兼融傳統與現代、文化與休憩，除水墨美術館、自宅博物館、旅館、茶室外，園內將設一所全球首創的漢字博物館，以多媒體展示漢字歷朝演變。

　　「園區最大特色，是建立交流平台，令文化、創意和產業三個領域作有機結合。」周院長自豪地介紹：「簡單如椅子、用具等每個細節，都會是帶有『故宮元素』的創意設計。」明年九月，園區將以公開比賽形式徵求詳細建築規劃方案。

　　驟耳聽來，故宮新藍圖的硬體設施，和香港西九有點相似，但香港西九卻肯定沒有台北故宮的雄厚「軟體」後台－－指的是故宮677,687件國寶級藏品。香港在藏品方面先天不足，沒話好說，但「軟體」的另一層意思，是指民眾的文化素養，於此台北故宮也早有安排。譬如去年開始，故宮為當地廠商的設計團隊，開辦為期半年的「文化創意課程」。課程極受歡迎，參與者還包括企業總裁。「因課程是免費的，所以我們可以要求對方有一定出席率。」課程完畢，對方若提出品牌合作方案，故宮便會抽取利潤的1%。周院長表示，新一屆課程，目標學生是「台灣之光」的廠商。因他們的產品在全球有過千銷售通路，將有助故宮文化產業衝出台灣。

　　可見，要開啟民眾的藝術鑒賞力，不一定由孩提入手，由挺著啤酒肚的大老闆做起，同樣有效。不過故宮對年輕人同樣在乎。故宫愈來愈「熱鬧」，除了拜大陸客所贈，近年致力培養年輕觀眾也是原因之一。周院長透露，台北故宮去年總入場人次為250萬，今年預計過300萬大關。除了為中學生、輟學生舉辦免費故宮夏令營，08年底開始，故宮每個周六晚上皆免費開放，舉行「故宮周末夜」，年輕表演者會在故宮演出。此外，故宮每年投入數以千萬將藏品「數碼化」。打開故宮網站，豐富的專題和數碼化典藏，準會令年輕或不年輕的你流連忘返。

　　相比台北或其他國際城市，香港在培養藝術人口方面，可謂敬陪末座。香港人曾陶醉於「創地標＝創收入」的畢爾包方程式，但經歷反高鐵等本土抗爭行動後，大家已無法忍受文化藝術像忌廉蛋糕上的車厘子，純為點綴而存在。藝術應該是生活的一部分，與其花錢大搞地標外殼，不如切實培養民眾對文藝的興趣。周院長改革故宮的故事，或可為西九管理層，提供一點靈感？（原載 2010年9月8日《香港經濟日報》副刊越界版）

公義，請你靠邊站！越界的經濟學

2008-10-03T21:47:00.007+08:00

早陣子，當香港股市狂飆至三萬幾點時，某電視台的「六點半新聞」不無嘲諷地播出了股票行內一老練股民之妙語：「依家我唔信四叔（股神李兆基）嘞，我信何鴻燊 ── 佢話個市會升到三萬五！」

　　全民皆股、雞犬齊升的「好日子」，好像已重臨香江。無論街頭巷尾，茶餘飯後，都可側聞人們在發表投資股市的個人心得。就算走進寧靜的書店，你也不能倖免，會被「豬肉枱」上五花八門、教你如何投資或賺取第一桶金的書籍，弄得心亂如麻。

　　事實上，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以及由此而生的全球股市，時刻影響著我們，如果我們對經濟活動背後的邏輯一竅不通的話，註定無法愉快地在這個世界生活 ── 不單無法從股市獲利，也無法猜透樓市大起大落的因由，甚至無法明瞭周遭大部分人的想法。因此懂得經濟學的ABC，對現代人很重要。然而，當市場經濟成了主宰我們思想的唯一模式時，經濟學是否已經踩過界，變身成為一套教人如何生活的哲學呢？

　　讀到前美國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的自傳《我們的新世界》（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時，我不期然想到以上問題。

　　「格老」的自傳，是全球熱話。執掌美國聯儲局主席一職長達 18 年的格林斯潘，歷經列根、老布殊、克林頓和小布殊四任美國總統，於壓抑美國通貨膨脹和平息任內大小金融風波可謂居功至偉，而且聯儲局作為中央銀行，操調節息口的大權，對世界各地的影響力可說比美國總統更甚。CNBC電視台便發明了一個「公事包指數」（Briefcase indicator），以格老在會議前公事包的厚薄，來預測當日的議息結果，格老翻雲覆之權力，可見一斑。

　　格老文筆幽默風趣，而且因職位關係，對美國政經大事皆瞭如指掌，讀其自傳仿如上了一課「美國近代史」，確是樂事。其中有關九一一恐襲之後，他如何力保美國不至陷入經濟崩潰，更是每個目睹過世貿大樓倒下的現代人所欲知道的。不過格老在自傳後半部分轉而談到資本主義的模式和本質時，我卻對於他所高舉的「競爭就是一切」論調甚有保留，且開始懷疑，他是否將經濟學太過抬舉了，而忽略了與競爭、進步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物事。

　　格林斯潘對資本主義的看法是典形的保守派，信奉「有競爭才有進步」，反對以資源再分配（如徵收重稅和及提高社會福利開支）來減低貧富差距。他認為資本主義帶來競爭，而競爭正是人類得以在短短百多年間進步神速、生產力大幅提升的根由。對他來說，市場縱然以「叢林法則」運作，出現種種粗暴的競爭行為，但只要不違法，這些暴行都可以接受。對於那些在IMF、World Bank或WTO會場外示威、反對全球化造成剝削的人士，格老不屑他們的做法：「如果這些抗議者成功地摧毀全球貿易，受害最深的將是數以億計的全球窮人，而這些人，正是抗議者所要為其發聲者。」（309頁）

　　格老對自由競爭市場的看法，是大家所耳熟能詳的，因為這正是本地一眾高官愛掛在咀邊的話。然而這種看法有無問題呢？我們不妨問：競爭令生產力提升，為何是值得追求的？高官和經濟學家的答案會是：它令我們的物質生活過得更充裕，而這樣會令我們快樂。但其實我們可以再追問：僅僅物質充裕，是否就能令我們快樂？抑或我們還需要公義和美善等難以量化的非物質東西，才會感到真正的快樂，一如那些示威者般？

　　當我們這樣問時，會發現經濟學家根本不承認以上問題。經濟學的最基本的假設是：人是自利的，價值觀是相對的。本來就沒有絕對的公義存在嘛，談什麼追求不追求來幹嘛？

　　經濟學之所以在現今社會成為顯學的主因之一，正因為她對善惡、公義等「值價問題」，採取了相對主義看法，認為沒有什麼絕對標準，所以很能迎合大部分人。但經濟學的假設是否真實？試讀讀台灣知名經濟學者熊秉元在《熊秉元漫步經濟》的話：「道德，是因為人和人交往互動才慢慢形成的，在魯濱遜一個人的世界裡，並沒有道德不道德的問題…（道德）有點像潤滑劑，能使人際交往比較容易進行，而且均蒙其利…呼籲別人要有道德，追根究柢還不是基於『利弊得失』的考慮？」。（30頁）

　　依據這個講法，當社會上有好人做好事時，也只會被詮釋為一種「自利」的行為：因為做好事令好人自我感覺良好嘛，因為好人想要譽於鄉黨朋友嘛。如果好人為了做好事而連性命也犧牲了的話，經濟學家只會一臉同情的說，唉，這次好人計算失準了。

　　若果經濟學家真的如是說，你會毛骨悚然吧？（幸好，傳媒在報道好人好事時，還未笨到訪問經濟學專家來解釋其行為的地步。）日常經驗告訴我們，大部分人確是自私的，但卻總還是有那麼三幾個人，會無私地作出偉大善行。我們表面上或戲稱這些人為「傻佬／傻婆」，但暗地裡不仍覺得他們的人格在發光發亮嗎？

　　若果你答「是」的話，「好人好事」這個例子正好說明：當我們試圖將經濟學應用到生活所有範疇時，無可避免會出現極其荒誕的情形。但令人害怕的是，經濟學家真的以為經濟學是萬能的，她是解釋和理解世上一切事情的最好理論模型，甚至唯一的理論模型。熊秉元便從來不諱言要這麼做，而不少國際經濟學者也有相近想法。

　　譬如，近年在美國大行其道的經濟普及讀物《蘋果橘子經濟學》（Freakonomics: 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便是一例。此書作者之一李維特（Steven D. Levitt）是年輕的經濟學家，曾獲「經濟學的諾貝爾」克拉克奬，最擅於發掘與日常生活相關的「經濟問題」，譬如：美國犯罪率下降為何與槍枝管制無關？毒販賺大錢為何仍要跟母親同住？

　　李維特只消用經濟學方法對數據作出分析，便往往能得到驚人結論。本書精彩地演示了經濟學分析工具有多厲害，不過一如所有經濟學家一樣，李維特所強調的，歸根究柢還是誘因(incentive)，也就是說，人性本來是醜惡的，我們不去行騙、打劫、殺人，只因懲罰性的誘因（如會坐牢和被別人不齒）太強，並非因為我們有什麼德行。
　　我當然不是什麼衛道之士。然而，當我在閱讀普及經濟讀物時，一次又一次碰上作者暗示純粹的公義與善是不可能時，無可避免地，便會有以上一番閃動的心念了。（原載 2007年11月19日《香港經濟日報》閱讀版）

伸延閱讀：

《我們的新世界》，葛林斯潘著，大塊文化。
《世界經濟操作手──葛林斯班》，林家泰編著，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葛林斯班的騙局》（Greenspan’s Fraud），Ravi Batra著。
《熊秉元漫步經濟》，熊秉元著，時報出版。
《經濟學始於佛法式微處》，熊秉元著，印刻出版。
《蘋果橘子經濟學》，Steven D. Levitt & Stephen J. Dubner合著，李明譯，大塊文化。

梁啟超說佛

2007-08-26T13:21:00.006+08:00

　　提到梁啟超（1873~1929），大部分人所知道的，是那個與清末維新運動緊緊扣在一起的政壇風雲人物。百日維新，戊戌政變，繼而流亡日本，於橫濱創辦《新民叢報》，發表大量關於改良清廷政制的論政文章……前半生的梁啟超，是個不折不扣的歷史締造者。

　　然而，隨著中華民國成立，歷史由革命者譜寫新頁，主張循序漸進的梁啟超，註定要退出歷史舞台。1920年，他辭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一職後，全面退出政界，於清華和天津南開大學任教，因此，其下半生可算是位半途出家的學者。

　　素來信佛，且認為佛教有益於治國的梁啟超，於晚年展開了對佛教歷史和理論的系統梳理。20年代，為了編寫一部中國佛教史，他開始系統地閱讀佛典，還曾帶病到支那內學院聆聽歐陽竟無講課。這段時期，他陸續寫了好些關於中國佛教發展史、佛經翻譯和傳播，以及佛學理論的文章，後結集成《佛學研究十八篇》，而《梁啟超說佛》所選輯的文章，大部分皆來自此書。

　　此書雖然文言與白話夾雜，但不難解，堪稱文辭優美、言簡意賅。其中最精彩的一篇是「佛陀時代」。梁以非常簡潔的文字，將佛陀的核心教義如「十二因緣」解釋得鞭辟入裡：

「人生一期，到老死而終結，老死總是人世最悲哀的事。......若想脫離老死，不可不先知老死之來源，於是即以此為觀察之出發點。......（老死）緣何而來？當然因為有這生命。生命從哪裡來呢？......依佛說，最主要的條件是『有』。」

　　如是者，梁啟超由十二因緣的最後一項「老死」回溯，最後返抵人生痛苦的總根源「無明」。這種以逆向方式解釋十二因緣的方法，無疑令人更具體地領會佛法。

　　梁啟超又以「宜興舊茶壺」作譬喻，來解釋何謂「業」，我認為是神來之筆：

「（茶壺）泡過二次三次乃至幾百幾千次，每次漬一點，久而久之，便不放茶葉，拿開水沖進去，不到一會，居然有色有味，可以當茶喝。我們所有一切身心活動，都是一剎那一剎那的飛奔過去，隨起隨滅，毫不停留，但每活動一次，它的魂影便永遠留在宇宙不能磨滅。」

　　茶壺比喻通俗易明，妙不可言。讀後我常提醒自己，不要隨意發惡發怒，因惡與怒的情緒會慢慢成了我的「茶壺漬」，最後發惡發怒皆無法由己控制，我反成了情緒的奴隸。

　　書中有不少篇幅述及中國古代的佛經翻譯情況，資料詳實，甚為可讀。梁啟超喜歡從科學進路理解佛學，他在「佛教心理學」一文便提出，佛家所講的法，其實是一種心理學。這種講法，到今天也仍然相當準確和創新，尤其是就唯識學派而言。對佛典理論的門外漢來說，《梁啟超說佛》應是進入佛學理論殿堂的一把好鑰匙。（原載《溫暖人間》雜誌）

不如看看《清明上河圖》的熱鬧

2007-07-09T22:14:00.002+08:00

《清明上河圖》局部

　　一個城市，往往需要一位有眼光的藝術家擔當起「伯樂」，才能夠成為「千里馬」，被世人所認識，繼而愛上。梵高筆下繁星點點的阿勒爾（Arles），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鳳凰，都有幸找到伯樂。

　　如此說來，市肆風俗畫《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張擇端，應該是北宋首都汴京的「伯樂」了。街道上商舖林立，各式人等摩肩接踵，汴河的運糧船卸貨頻繁，虹橋上的路人則對一條幾乎遇險的大船指指點點…… 在張擇瑞的畫筆下，汴京一派繁華景象，市井庶民朝氣勃勃，怎不令人立時愛上這千年前的大都會？因著張擇端這位伯樂，北宋的汴京甚至比一千年後的自己──河南開封──更廣為人知。

　　一幅長18尺的捲軸畫，有無數可供閱讀的角度。人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不過如果你知道《清明上河圖》的專家們喜歡看的是什麼「門道」時，可能會寧願選個隨興的角度、看看熱鬧算了。

　　彷彿是一種規律：研究曠世名畫的專家，最關心的往往是跟藝術美感扯不上關係的「事實」考據問題。連官方畫譜也沒有記載，且曾多次「失踪」的《清明上河圖》，可供考據的東西當然特別多。除了考據版本真偽外，還有空間和時間問題：畫卷所繪的位置到底是汴京哪處？畫中所見到底是汴京哪個季節？其中尤以季節問題最富爭議，有倡議「初春清明說」的，也有倡議「秋天說」的，甚至有「由秋到春」、「由早到晚」的折衷說法，每種說法都能在畫中找到根據。然而，這些圍繞畫作發展出來的「《清明上河圖》學」，對我這些外行人來說，不免是捨本逐末、大煞風景之學，試問藝術之所以是藝術，不就在於其天馬行空、無須服膺於歷史細節的特質嗎？

　　看來還是歷史學家黃仁宇夠創意，索性以筆名李尉昂撰寫歷史小說《汴京殘夢》，把張擇瑞在翰林圖畫院監製《清明上河圖》的半虛擬歷史片段，作為小說背景，講述畫官徐承恩與大宋公主（宋徽宗女兒柔福帝姬）的愛情故事。小說還配有黃仁宇親手臨摹的《清明上河圖》線描插圖，可見他也是此畫「粉絲」。

　　不過黃仁宇對《清明上河圖》的臨摹，跟香港的趙廣超比起來，還是小巫見大巫了。趙廣超的《筆記清明上河圖》，以白描線條勾勒出畫中814個人物活靈活現的神態，此外，船隻、商舖、城樓的細部也都一無遺漏，簡直是「瘋狂粉絲」行為。趙廣超還將畫作配合宋人孟元老所撰的《東京夢華錄》並讀，對北宋的城市格局、經濟發展、庶民生活文化來一趟「圖文並茂」的專題研習。個人認為，以此角度閱讀《清明上河圖》，最好玩有趣。

　　孟元老與張擇端，皆生於北宋末年，是見證宋室南渡、國運下滑的同代人。靖康之難翌年（1127年），孟元老南下避難，對一去不復返的汴京盛世非常懷念，逐撰《東京夢華錄》，將北宋末年汴京的民風習俗，鉅細無遺記下，務求令讀者「開卷得覩當時之盛」，大概也有點「毋忘國恥」的良苦用心吧。

　　直至南遷臨安（杭州）變成版圖更小的南宋前，汴京一直是大宋首都（公元960 至1126年），是當時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繁華之都。汴京到底有多繁華？《東京夢華錄》的一些數字，或可給我們一點端倪。孟元老提到，京城民間每天宰殺的豬有一萬多頭，以每頭豬可供二百人一天食用計，開封居民便超過二百萬。京城除了人多，酒店（賣酒的店舖）和妓院也相當多。官方御准的釀酒店共有72家（稱為「正店」，像畫中的孫羊正店），具規模的的酒店隨時可供應給3000間零沽酒舖（稱為「腳店」，像在畫中虹橋旁邊蓋有綵樓的十千腳店）。

　　汴京街巷的繁華興隆，和宋朝軍事上的積弱，是令人不解的極端對比。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裡，形容北宋時的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不單貨幣大為流通，商業貿易興旺，而且造船業突飛猛進，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術相繼登場。但另一方面，北宋對外卻採消極政策，寧願多次與西夏和遼簽訂和約，終至滅亡。其實北宋興亡相隨的原因，都與定都汴京有關，或可歸結為一句「成也汴京，敗也汴京」。

　　汴京之名來自汴河。《清明上河圖》最富戲劇性的一段，是汴河上一條正要穿過虹橋底下的大船，險些來不及放下桅杆，於是橋上人叫囂吶喊，甚至拋繩索試圖幫個忙。汴河是是汴京遭運的主要河道，原稱通濟渠，是一條連接黃河與淮河的人工運河，它是隋煬帝（560-618）開鑿的大運河之一段。趙匡胤開國之初，曾屬意建都洛陽，後看中開封有運河貫通南北，糧食、物資可輕鬆調運，才定都於此。然而，汴京處於黃河大平原，地理上沒有阻隔外敵的天險，因此間接加劇了北宋軍費，令已經年年繳付「歲幣」換取和平的宋朝政府百上加斤。

　　汴京能有如許繁華景象，除了人口眾多、河道四通八達外，坊市制度的瓦解也應記一功。北宋之前，中國的大小城鎮為了維持治安，都嚴格實行坊、市分離制度。「坊」是平民居住區，「市」是唯一可以進行商業交易之地，坊、市各由圍牆圍着，如城中有城，涇渭分明，唐朝的長安正是如此結構。及至宋朝，原本流行於鄉間的街頭墟市日漸在城中流行，市裡的商販便索性拆穿圍牆，臨街開店，令繁華之象畢露眼前。加上宋朝政府不再實行宵禁，夜市如雨後春筍出現，如孟元老形容：「夜市直至三更盡，纔五更又復開張。如要（熱）鬧去處，通曉不絕」。

　　據記載，汴京城當時的店舖多達六千多家。今天，我們走在旺角街頭瀏覽臨街而立的波鞋舖、小食檔、手機店、連鎖電器店等，而一千年前宋人，則蹓躂於麵食店、酒店、妓院、金銀舖、漆器店等；毫無疑問，這種有利於逛街活動、以商舖為主軸的街道布局，相當適宜於繁榮的大都會，不論古今。

　　也不難明白，為何今天我們這些都市人看著《清明上河圖》時，總特別感覺親切。（原載2007年7月9日《經濟日報》閱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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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清明上河圖》學」的著作：
《清明上河圖的千古奇冤》王開儒著，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
《《淸明上河圖》與淸明上河學》周寶珠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可與《清明上河圖》並讀的《東京夢華錄》各個版本：
《圖解東京夢華錄》孟元老著、黃驗注，(台灣)實學社，2004。
《新譯東京夢華錄》嚴文儒注譯、侯迺慧校閱，海潚出版，2004。
《大城小調：東京夢華錄》王明蓀編撰，（台灣）時報出版，1981。

其他參考：
《筆記清明上河圖》趙廣超，香港三聯，2004。
《汴京殘夢》黃仁宇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台灣版以李尉昂為筆名，聯經出版，1997。)
《中國大歷史》黃仁宇著，台灣聯經出版，1996。
《宋元生活掠影》尚園子、陳維禮編著，沈陽出版社，2002。
《兩宋：在繁華中沉沒》杭侃著，香港商務，2001。
《開封城市史》程子良、李清銀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北宋都城東京》吳濤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詩與叛逆

2007-06-25T00:18:00.004+08:00

　　因著天星與皇后，一些本土詩人走上街頭吟誦詩，令詩與社會運動，難得走在一塊。

　　用了「難得」這個詞，或許因為由徐志摩開出的新詩抒情傳統太深入民心（如果你只記得一句新詩，那很可能是「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一般對新詩認識不深的人，總喜歡將「詩人」典型化：他們通常超然於紛亂的世事之外，躲於斗室之中，以推陳出新的意象抒發最直觀的感覺情緒，或視詩歌為最純粹的文學語言，沉迷於錘鍊它的形式，因此詩歌與入世的、叛逆的性格，或與大喊口號的街頭運動，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必得承認，我也有很長時間對詩──尤其是香港的新詩──抱有這種看法。很多詩或會觸及社會或歷史事件，如六四、七一，但盛載的卻是個人的無奈、傷感或嘲弄，似乎詩這個文體本身註定是抒情的，似乎詩欠了點什麼，令它難以作為挑戰建制的刺刀。

　　一如台灣中生代學者楊照在《迷路的詩》裡的感喟：「詩裡沒有人問公理與正義的問題，詩人無法回答最簡單的公理與正義存不存在的懷疑。在紛紜的人間映畫中，詩與詩人能擁有的意義這麼狹窄。」（56頁）年輕時曾經寫過很多詩的楊照，就因為1980年的美麗島軍法大審，令他懷疑詩與現實的政治、社會環境無法搭得上調（「自己的心跳不再搭得上詩的沉緩抒情韻律」），因而不曾再寫成一首詩。

　　但新詩真的沒有反抗時政、反抗建制的能力嗎？若果我們以胡適的《嘗試集》作為中國新詩的開端，則中國新詩成長至今只有約一百歲，可能還不足以構成什麼傳統或產生出足夠多的好詩。但由一開始，新詩其實就是叛逆成性的。在新文學運動的大潮中，以白話文造詩、打破舊體詩的形式與格律，其背後的用意，無非是要擊倒傳統的社會倫理觀，試問這還不夠「叛逆」嗎？

　　當然，以形式作叛逆，與以題材作叛逆是兩回事。當要以詩的語言直接質疑社會建制或批判主流意識型態時，詩人常有所保留，嫌這樣的詩太直白，欠了詩的意境或聯想的場域。

　　中國流亡詩人北島的早期詩作，無疑是以詩為刺刀的典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回答》）。記得第一次聽說這首詩，是多年前在大學旁聽「中國新聞史」的時候。第一堂課，教授把詩句寫在白板上。從沒有一句詩令我如此震撼，尤其因為它令我聯想到那時大陸盛行的「有償新聞」歪風。以為北島是少數能以詩作入世批判又不失詩味的中國詩人，但弔詭的是，後來讀到《午夜歌手》李歐梵的序言，才知道北島認為「文學必須脫離政治而獨立自主，並回歸其藝術本身」（「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宣告》）。事實上，他後期的作品走的已是純文學路線。

　　那麼這是否暗示，新詩與叛逆的確不宜正面交鋒，最好還是綿裡藏針，以抒情之柔與悠，對抗資本主義的多快好省？我想這不是個有標準答案的問題，而且詩人總鄙視規條，詩與叛逆的角力，將會繼續下去吧。在網絡上讀到本土詩人陳滅在天星「詩唱會」上誦讀的《市場，去死吧》，也許便是最新一波的角力：「市場去死吧但市場反覆偏軟又向上／只有預繳已經透支的生命／惚恍身軀經過入閘機時好像聽見／市場，去死吧！／但市場把去死又附送兩倍優惠回贈給你」。（原載2005年1月7日《香港經濟日報》閱讀版）

解碼，也是一種詮釋

2007-06-22T23:36:00.001+08:00

　　2003年出版的《達文西密碼》，最近在電影的推波助瀾下，再次成為全球熱點。面對如此一本影響力無遠弗屆、且自詡反映「真相」的小說，教會人士當然要奮力指斥它的不盡不實，以免信徒「中毒」；但《達文西密碼》是否真的如大部分解碼書籍所指，純粹是一派胡言、穿鑿附會呢？那也不盡然。

　　丹．布朗所根據的文獻之一，是1945年於埃及漢馬地（Nag Hammadi）出土的古文獻。這批文獻包括了極富爭議性的《腓力福音》（Gospel of Philip），即丹．布朗在小說中用作支持抹大拉的瑪利亞（Mary Magdalene）是耶穌妻子的主要證據。因此，「解碼者」如何詮釋這些古文獻在基督教世界的位置，絕對是關鍵所在。

　　問題是，不少「解碼者」皆是研究新約的神學家（如Darrell L. Block的《密碼在說謊》），因此對漢馬地古文獻都有既定立場──視它為「偽經」或經外傳說。如果你想讀一本能夠客觀展示主流教會以外的各家觀點、且又分析入微的「解碼書」的話，也許還是「求諸野」比較好；譬如由曾當過記者的Dan Burstein編著的《聖血與聖杯之謎：公審〈達文西密碼〉》，便是不錯選擇。

　　耶穌是否曾與抹大拉的瑪利亞結婚、生子？有否被釘死於十字架上？耶穌的神性，是否於四世紀才被君士坦丁大帝「創造」出來？聖殿騎士團、主業會等是何方神聖？本書輯錄了大量跟抹大拉瑪利亞、漢馬地福音書、祕密會社等議題相關的專著選段、報刊網站上的激烈辯論，和學者的訪談等，讓讀者自行分析以上問題。四百多頁內容，可謂份量十足，不過這本書最吸引我的，是它既不維護也不挑釁教會權威的態度。編者將二千年的基督教發展視為一個文化現象，羅列出各家不同觀點，讓眾聲紛陳。

　　書中引述普林斯頓大學宗教教授Elaine Pagels的話，我認為相當中肯：「幸好…有了漢馬地的發現，我們現在知道早期基督教運動是更寬廣多元的，而且耶穌的觀點所涉及的範圍比我們所想的更廣。」（131頁）

　　早於公元180年，里昂教會的愛任紐主教已公然將漢馬地文獻所屬的「諾斯底教派」（Gnosticism）指斥為異端。但所謂「異端」是什麼？憑什麼說別人是異端，自己是正統呢？說穿了，「異端」、「正統」，只是由最終勝出的一方所貼上的一些「標籤」。這也正是著名哈佛教教凱倫．金（Karen King）所採取的觀點。從基督教文化史的角度看，「諾斯底教派」只不過是早期複雜多元的基督教運動的一個分支，但因為它所提出的思想（如認為神人的溝通不需中介，推崇神有女性一面等），對講究層級組織的派系構成威脅，因此當後者掌握權力後，諾斯底教徒和相關文獻便被消滅殆盡。

　　由此可見，《達文西密碼》並非全不足取。至少，小說中關於「教會極力污衊抹大拉以限制其權力」的觀點，和凱倫．金的看法相符──或者應該說，丹．布朗是聰明地將新派聖經學者對出土文獻的女性主義詮釋，溶進小說裡面。

　　雖然小說裡關於抺大拉和耶穌夫妻關係等推斷是粗疏和薄弱的（譬如腓力福音被引的文句其實是殘句），但無可否認，小說提醒了我們，基督教教會並非由一開始便是「男性天下」，早期其實也有女教士和女主教，而曾經親睹耶穌被釘十字架、被埋葬和復活的抹大拉的瑪利亞，更明顯是耶穌的「第一女弟子」。因此，抹大拉何以會在後來教會的發展中消聲匿跡，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值得有興趣的讀者繼續尋找答案。正如丹．布朗在他的官方網站所言：The story would serve as a catalyst and a springboard for people to discuss the important topics of faith, religion, and history。（原載2006年6月2日《香港經濟日報》閱讀版）

從鄭和航海圖說起

2007-06-21T21:41:00.008+08:00

「鄭和航海圖」局部，最右可見「香港九龍」字樣

　　去年是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華人傳媒曾沸騰了好一陣子，猛力褒揚中華民族的海上光輝事業；不過當歷史博物館今年舉辦「鄭和下西洋紀念展」時，三分鐘熱度的香港人似乎已對鄭和膩了。

　　幾年前，退休英國皇家海軍孟席斯（Gavin Menzies）曾大膽宣稱，三保太監鄭和是首位繞地球航行一周的人。但因絕大部分官方航海紀錄當時被反對下西洋的朝臣所毀，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鄭和曾作環球行，因此學界一般仍認為，鄭和最遠只航行至中東紅海及非洲東岸的慢八撒（即今天的肯尼亞渡期勝地蒙巴薩）。其實鄭和下西洋是一段有趣的歷史，讓今人可以從不同角度理解古代人的思維模式。譬如展品之一的「鄭和航海圖」，就是一個豐富的文本。這張不起眼的古航海圖，卻令我駐足良久，因為它呈現了一種奇特的古代空間觀念。

　　此圖原名為「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是據明末茅元儀的《武備志》原圖摹繪。翻查資料，它是現存全世界最古老的跨洲航海圖。曾有學者推測，它是鄭和下西洋時採用的航海圖，因此也被稱為「鄭和航海圖」。也有學者認為，此圖是鄭和於第七次下西洋前（1425-1430年間），和下屬船員合力繪製之航海紀錄。無論是哪一種猜測，「鄭和航海圖」都與鄭和的西洋之旅大有關連。

　　這幅長達21呎的航海圖，以水墨風格繪出沿途的島嶼、山脈、廟宇等。但驟眼看去，卻完全教人摸不著頭腦：航海圖沒有固定的東南西北方向，而是以航路作為橫向中軸線，將中國、越南、馬來西亞、緬甸以至印度、巴基斯坦的一整條亞洲海岸線「拉直」而繪成。而不知何解，繪圖者還將非洲的東海岸線國家如索馬里、肯尼亞，置於印度和斯里蘭卡「對岸」，令到印度和非洲的距離，跟同一幅地圖中馬六甲海峽的濶度差不多！

　　作為現代人，我們已習以為常地認為，地圖是以單一固定視角和鳥瞰角度繪成的寫實地理圖，因此赫然碰上這幅不按比例、不辦方向的古地圖，難免感到無法理解。不過，當我沿著這幅長圖緩緩前行時，卻慢慢發現，海圖其實採用了一種航行者的主觀視角(subjective perspective) 來繪製，是一移動的視角。這種「散點透視法」，正是中國捲軸畫所慣用的（如宋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畫家一步步往前走，每走一步就以新視點看景物。航海家坐在船上前行，海岸線看在他的眼裡便是一條直線。

　　雖然航海圖是一主觀呈現，但不要誤會它是一張「柴娃娃」圖畫。著名學者李約瑟曾指出，此航海圖上有詳盡的文字標出針路（即以羅盤針指示航向）和「過洋牽星圖」（不同地點的星辰與海平面間的仰角度），是非常精確的航海圖。

　　然而，為何航海圖會被繪成這個樣子呢？無疑，有很多外在的環境因素，令繪圖者選擇了這種今天看來「極不尋常」的繪圖方法，譬如當時中國人仍未得知地球是圓的，也不懂得經緯線是什麼一回事，而且不習慣嚴格區分繪畫和地圖。但此圖甚至沒有以方向作為繪圖的參考座標(point of reference)，將航道作為重心所在（所以要放在正中），航海圖被繪成這個樣子，會否緣於中國人沒有很強的「主客對立」空間感呢？

　　若我們比較一下古代中國和西方中世紀時的世界地圖，會發現兩者其實有相似之處：前者將巨大的中國置於渺小、邊陲的蠻夷之正中；後者因受基督教影響，將聖城耶路撒冷置於地圖中間，傳說中的伊甸園（今伊朗）則置頂端。但西方在十四、五世紀文藝復興時，自阿拉伯世界吸取了希臘文明中高度發展的數學與天文知識），自此地圖學高速發展，而「地圖應反映客觀視角呈現的地理面貌」這種西方地圖學準則，亦成了世人公認的「好地圖」準則。

　　今天當我們回看「鄭和航海圖」，覺得它既彆扭又不夠科學客觀，但想像一下，如果讓明朝人看看我們今天的地圖，他們也許亦不以為然，認為它毫無美感、枯燥無味？我們的地圖，反映了現代人強調客觀的思維邏輯，假設了一個在無限高處向下瞭望的觀點 ── 這種大地在我腳下、山河在握的隱喻，有時卻讓我聯想到西方向外擴張的殖民者心態。反觀中國畫的散點透視，是一種舒坦的水平視角；這種視角，當然不能令中國人走向富強，但也許這種謙和的世界觀，可以讓現代人對人與空間的關係有一種新的領悟？（原載2006年4月26日《經濟日報》越界版）

繼續微笑（雲岡石窟）

2007-06-20T15:23:00.012+08:00

　十月初，由北京坐火車硬座前住大同。對於已不再年輕的我們來說，這六小時是夠好受的了。當我們頻密地在呈九十度直角的椅背前轉換坐姿之際，火車終在深夜時份來到大同。最初翻閱旅遊資料，得知「雲岡位於山西大同市外16公里」，心裡著實涼了一截：那可是全中國空氣最污染的城市之一……山西省，總是接二連三出現致命的煤礦意外，在如此慘淡的背景下，雲岡，是否仍然安祥，仍然慈悲？

　　甫下火車，並不覺得這個城市的空氣太污染，或許是秋天的緣故？甚至比起北京的空氣更清爽。略為放心，我們便匆匆到旅店下榻。翌日清早，我們由旅店打車前往雲岡的途中，才看清楚這個被稱為「煤海」的城市的面貌。

　　沒有幾多高樓大廈，灰濛濛的街道上行人疏疏落落，顯得冷清；相比起其他名滿天下的古都，大同沒有那種「曾經顯赫」的沒落貴族味道，也許因為她作為首都的日子並不長，而且作的也只不過是一個短命的外族（鮮卑族）王朝的首都。

　　南北朝的北魏時期，道武帝拓跋珪將京城遷至大同（古名平城），直至孝文帝於公元494年再遷都至洛陽為止，大同擔當了96年北魏首都。短暫的輝煌，成就了今天大同的旅遊業。雲岡的大部分洞窟，正是大同作為首都之時，孝文帝推動開鑿的「皇家工程」。

　　我們坐的計程車沿著「旅遊專線」前行，經過一座大型煉煤廠後不久便抵雲岡大門。

　　修築一條直抵景點的公路，是城市官員吸引懶得走路的旅客的不二法門，但雲岡這條「旅遊專線」別有來歷：這路以前本屬於 109 國道（省際高速公路）的一部分，當時，載著全國質素最好的黑金（煤）的大貨車，每天絡繹不絕在雲岡前經過，揚起漫天煤塵，不單令雲岡的佛像身披「黑紗」，煤塵更加速了空氣中酸性氣體對雕像的侵蝕。1997年，中國政府發現問題嚴重，才決定斥巨資，將經過石窟前的一段國道「遷走」，並將此路段改為「旅遊專線」，雲窟的污染和侵蝕問題，才得以大大改善。

　　陽光和煦，天空碧藍如海。售票處前的遊人不多。站在雲岡前的一小片草地前，我們慶幸選對了地方，選對了時間。順著人潮前行，我們來到最近入口處的第五窟。起程前，翻閱每一本關於雲岡石窟的旅遊書，都會見到一尊令人心動的浮雕佛像：梳一個高肉髻，眉眼修長，雙目低垂，嘴角微帶笑意，有一種令人安寧、舒緩的力量。微笑背後，似藏著無盡智慧，我私下稱這佛像為「雲岡的微笑」。我們知道這佛像就在第五窟，興致勃勃進洞，然而立時被各路鴨仔團包圍。他們一團團圍著，傾聽導遊小姐以急口令速度，介紹這全雲岡最高佛像的種種數字和趣聞軼事。洞窟裡同時迴盪著五、六把嬌俏的導遊小姐的嗓音……

「樹下並坐二佛」壁畫

　　有一事常令我疑惑：導遊喜歡引導旅客看「之最」，可是這些「之最」，真的可以令旅人對某個人文風景有更多觸動嗎？一輪衝鋒，看過最高最小最古的佛像，聽過一大堆長濶高的數字之後，可曾有哪位鴨仔團員會靜下心來，細意感受一尊尊佛像的祥和氣質？或細意品味佛像身上飄逸的衣服紋理，脇侍菩薩頭上華麗的髮髻裝飾，一如欣賞任何一件雕塑藝術品般？

　　因為疑心導遊小姐會「導」我入歧途，又怕她們快如閃電的步伐會敗我遊興，令旅行成了跑步訓練，因此我對導遊總是退避三舍。可是別的旅客請的導遊，還是很難避得過。正當我們被一浪又一浪的鴨仔團搞得渾身不自在時，竟赫然發現，洞窟弧形拱門上的「樹下並坐二佛」壁畫。

　　那是一棵生機勃勃的菩提樹，樹枝頂端長有翠綠的菩提葉，樹蔭之下，左右皆有一坐佛。早上的陽光，正好照在壁畫上，寧靜祥和；頓時令我忘卻滿窟喧囂。一團團人來而復去，過拱門而視若無睹，我卻佇足在這顏色艷而不俗的壁畫下良久，被它簡單、樸拙的線條所展現的美感深深吸引住。抬頭望向壁畫上方，拱門的最高處，原來還有四個飛天浮雕像，扭著腰、雙手合十在飛行，仿如西方宗教畫裡的天使（人類對美感有時很有共識）；可惜幾個飛天的頭都不見了。（是文革所遺下的痕跡？）

　　欣賞過拱門後，我走遍第五洞的每個角落，希望找到「雲岡的微笑」，可惜遍尋不獲。偷聽導遊們的介紹，也沒聽她們提到這尊佛像。帶著無奈，我們向第六窟前行。

　　第六窟的每一處空隙，都點綴著大大小小的佛或菩薩雕像，來參觀的人比上一窟更多。兩個警衛站在洞口指揮著旅客，要大家順時針地行走，不能停步。雖然不喜歡這種「人潮管制」，但為了一睹洞內三十多幅「佛傳故事」浮雕壁畫，也只好聽話。這幾十幅中國現存最早的浮雕「連環畫」，表達了佛陀由誕生、出家到得道成佛的經過。釋迦牟尼由母親的腋下誕生的那一幅，最是傳神。傳說佛陀之母摩耶夫人在藍毗尼（今尼泊爾境內）休息時，佛陀便由腋下降生。摩耶夫人優雅地舉起右手，以菩提樹作支撐，輕鬆地便「分娩」了。壁畫形象生動，唯一可惜的是小佛陀的頭部損壞了。

　　我夾在人潮中，順時針走著，竟有點朝聖味道。卻見很多旅客舉起傻瓜機留影，閃光燈此起彼落，令昏暗洞窟閃閃生輝。雖然我也沒遵守「禁止攝影」的指示，在洞窟裡拍了很多照片，但從沒使用閃燈，因閃燈強光會加劇石窟的損耗程度，於心何忍？警衛不厭其煩地叫大家不要拍照，只是對牛彈琴。我默默祝禱這個人潮洶湧的洞窟。

　　只遊了幾個窟，已近中午，我們找個戶外位置坐下，吃著帶來的乾糧。餐後，沐浴在秋日的太陽下，翻看剛買下的幾本關於雲岡的書籍。在一本名為《解讀雲岡》的書裡，竟讀到這樣一段話：「東方維納斯……位於第五窟外窟北壁，正好被後來加建的木結構樓閣所遮擋，因此一般不容易看到……」東方維納斯，不就是我所要尋找的「雲岡的微笑」？

　　雖然非常失望，但轉念又想：或許讓雕像保留一絲神秘，也是美事？

脇侍菩薩像

　　下午我們參觀第十六至二十窟。此五窟開鑿於460至465年，是最早落成的（因由高僧曇曜監督建設，又稱「曇曜五窟」）。因開鑿年代早，格式較為簡單，以中間一座巨型的佛像為主軸，旁邊綴有脇待菩薩和佛弟子。與隋唐時成熟的、纖細的佛教藝術風格相比，曇曜五窟顯得豪邁、簡樸，反映了北方民族粗線條的性格。

　　第十八窟的大佛像據說是按北魏太武帝的樣子塑造的。太武曾大舉滅佛，殺僧人無數，當他的孫兒孝文帝繼位後，隨即復興佛教，並令曇曜開鑿雲岡石窟。傳說曇曜特意安排此佛穿上綴滿小佛像的「千佛袈裟」，象徵太武帝向被殺僧人謝罪。巨大的佛手，輕輕捏著袈裟，確有點小心翼翼地謝罪的味道。

　　不過大佛像欠細致，不及左側的脇侍菩薩像令人動容。脇侍菩薩的寶冠刻功精細。菩薩頸以下部分嚴重風化，更映襯出頭部之精美豐盛。

　　離十八窟不遠處，非常熱鬧，走近一看，原來是雲岡著名的露天大佛。此佛像本來鑿在洞窟裡，後因洞壁泥土太軟，鑿成後不久便崩塌，遂成現在模樣，露天大佛更成雲岡標記。

　　可能露天大佛太出名了，有人在佛像前安置了香爐和蒲團，讓人焚香拜神。正想逃離這個令人心煩意亂之地時，一個男人趨前跟我搭訕：「小姐，要拍一張手掌「托著」大佛下巴的照片嗎？好彩頭呢！」還向我展示遊客甲輕撫大佛面龐、遊客乙輕托大佛下巴的「借位」照片……對於如此有「中國特色」的石窟旅遊法，我難以消受，急急謝過男人，逃離人群。此時想到，將「雲岡的微笑」藏起來真是好事，至少他不用受閃光燈、導遊、香燭之擾，可以繼續微笑。（原載第319期《中國旅遊》雜誌）

泉水人家（濟南）

2007-06-20T13:41:00.001+08:00

　　自從清末章回小說《老殘遊記》以「家家泉水，戶戶垂楊」來形容濟南，來到濟南的人都不免要去趵突泉和大明湖走走。去年秋天來到濟南時，也按此遊人慣例，來到趵突泉。

　　今天的趵突泉已被圈了起來，成為遊人眾多的趵突泉公園，門票盛惠15大元人民幣。

　　
　　老濟南都會告訴你，幾十年前，這裡泉水曾經非常豐足，隨便把地上的磚頭拔起來，都有泉水冒出，「家家泉泉」這話一點不誇張。只可惜，人口增加和工業發展，導致濟南過量使用地下水，從1976年開始，濟南部分泉眼每年都會出現斷流現象，而1999年那一次就最嚴重。1999年3月14日開始，趵突泉曾斷流兩年半，後經當地政府作出多項救亡措施，才算起死回生。沒有泉水，此地對遊人的吸引力是零，這曾經使濟南人極為尷尬。

　　由公園入口經過潄玉泉、老金綫泉後不久，我來到三個趵突泉的泉眼旁。泉眼處於一片水面之下，清澈的泉水不停冒湧著，發出如雷的轟鳴響聲，氣勢不凡。

　　濟南的泉水歷史慜久。《左傳》記載，春秋時代，魯桓公與齊襄公在趵突泉旁會面（「桓公十八年會齊侯於濼」）。至清朝，精於水利的劉鶚來到濟南治河患，他見到濟南人在泉水匯成的小河邊挑水、淘米、洗衣、洗澡，似乎生活中任何事項都可和泉水拉上關係，這種有趣的泉文化，在劉鶚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十餘年後，他以濟南為背景寫成《老殘遊記》，令濟南泉水名揚天下。

　　濟南的泉水源自地下水。濟南地勢南高北低，南部山區由石灰岩構成，石內有很多空隙，它們像水管般將雨水輸送到濟南市地下。當雨水來到城下，水壓變大，最後在一些地面的裂縫裡湧出，成為天然湧泉，濟南著名的趵突泉、珍珠泉等都是如此形成。因此地下水的水位高低，是泉水能否噴出的關鍵。當地下水的水位高於26.98米，趵突泉才會冒出水。因此濟南報章上的天氣報告欄，都標有前一天的地下水位。

王府池子

　　看過趵突泉後，由公園的東大門出來，便是泉城廣場。政府最初興建此巨型廣場（長780米，寬230米），本是希望將西面趵突泉和東面黑虎泉連繫起來。但廣場實在太大，裡面貨品繁多的地下超市和百貨公司實在太吸引，年輕的濟南人都擠在廣場內購物，而將泉水留給了旅客。

　　在廣場走了一會向北拐，來到濟南的主要商業街泉城路。街上到處都是新的商廈、迎合潮流的商舖和連鎖式食肆，一副大都會繁華氣派。濟南人當然也像其他中國城市的居民般，要盡快趕上經濟發展的大潮，只是我腦袋陳舊，總還想在濟南市發現古典靈秀的景致。其實回心一想，外國旅客來到香港要找帆船，我們聽到不也竊笑一番嗎？既然濟南人不欲保留舊時景致，外來人又哪有說話的份兒呢？
　　由泉城路「新華書店」附近一個不顯眼的路口（芙蓉街）鑽進去，卻赫然發現，光鮮的泉城路後面，原來是個舊區。濟南朋友告訴我，芙蓉街一帶，是現時濟南市中心碩果僅存的舊城區。狹窄的街道兩旁．排列著一幢幢頗為破落的兩、三層高西式樓房。可以想像上世紀初，芙蓉街就像今天的泉城路般，是一條繁榮時尚的街道，眼鏡店、照相館、菜館、鑲牙店、圖書社、鞋帽店等，應有盡有，肯定教當時的濟南人目不暇給。但今天在芙蓉街上，只剩下門楣上的字號牌扁，供人想像她過去的光榮歲月。

　　芙蓉街這窄巷裡，是各式各樣大排檔和街頭小食攤。火紅的大鐵鑊，不斷飄出熱騰騰的飯菜香和水蒸氣，識途的食客們把街道擠得水洩不通，或正引頸以待，或正大快朵頤。這裡跟泉城路的格局大異其趣，髒亂，卻充滿活力，耐看得多。

　　從芙蓉街拐進旁邊窄窄的小巷，兜轉一會後，眼前竟豁然開朗，出現一個方方正正的大水池。池子四周被民房圍著，特別顯眼。但見池裡幾個穿著泳褲、戴著泳鏡的男士在暢泳，而在池子旁邊的石桌石椅上，則坐著三數街坊在閒聊，看來這裡既是公眾泳池，也是街坊休憩間。

　　後來才知道，方水池名為王府池子。王府池子又名濯纓泉，是濟南七十二名泉之一，古時候水勢非常旺盛，匯水成湖，後來水面不斷縮小，最後變成一個長約30米、寬約19米的泉池。今天池水看來不太清澈，難以肯定水是否活的，不過比起只能遠觀的趵突泉，王府池子更貼近濟南的市井生活。據說，劉鶚當年來濟南，正是居住於王府池子一帶。

　　王府池子旁，是曲水亭街，街上有一小河溝，從珍珠泉流出的泉水都會沿此河溝流進大明湖。我沿河走著，很快便來到大明湖的入口。

　　來濟南之前，很多人跟我訴說大明湖是如何令人失望，因此我只懷著平常心去看它。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前，大明湖是個魚米之湖，居於周邊的民眾，在小塊小塊的湖田上種植蓮藕和蒲菜，又養鯉魚和湖蝦。及後市政府挖清了湖中的淤泥，將湖區住戶遷走，欲將大明湖變身成一個觀賞性的湖。不過這天我所看到的大明湖，水質和其他的中國湖一般差，旁邊更有一個摩天輪掃人的興。天空一片灰濛，令人全無觀賞意欲。

　　其實大明湖是個收納百泉之湖，湖水理應非常清澈，為何會成為污水湖呢？這是因為近年有不少城市污水流入湖中。為了挽救大明湖名聲，當局於04年12月進行大規模「換水工程」，期望以清淤、換進活泉水、截停污水源等救亡方法，使大明湖以新面貌示人。至於效果如何，現在還是未知之數。

老太太在黑虎泉打水

　　大明湖見識過了，頗感掃興，但芙蓉街和王府池子卻令我對濟南泉水有了一份好奇。到底今天的濟南人，和泉水還有多親密呢？於是第二天清早，我到另一名泉「黑虎泉」看個究竟。
　　黑虎泉處於護城河畔，可能因位置關係，並沒被圈起來，也不用收費。未走到泉口，已遠遠地見到一個石洞前擠滿街坊，人人手捧一大堆儲水容器如水桶、一公升汽水膠樽、水煲等，排隊取泉水。

　　來到黑虎泉旁，發現泉水非常旺盛，弄得到處都是水窪，但街坊們的熱誠一點不減。黑虎泉的泉源，處於地底一洞穴內，所以看不見泉水是怎樣冒出來的。但觀乎泉水由三個虎口噴出時的急劇和壯觀，便可猜想到泉源湧水量之大。大部分人都聚在黑虎泉的洞口直接由源頭取水，但也有三兩個街坊乾脆以麻繩縛著水煲，垂至虎頭處取水。不過因為水力太猛，反而更費時間。

　　我跟一位老太太聊天，才知道她每星期都來取水一次。她說，這泉水用來泡茶頂瓜瓜，但用來煮飯，還捨不得呢。兩老的家離黑虎泉有四、五個公車站距離，但都不嫌麻煩，踏著單車來回取水，可知泉水的魅力。被街坊們的熱情感染，我也用自己的小水樽盛了一壺泉水來品嚐。味道的確跟一般的白開水不同，口感較硬，喝的時候好像沒味道，但細細回味又像有點甘甜。

　　黑虎泉引來如此多濟南老百姓取用泉水，也許跟濟南市的飲用水政策有關。五年前，市政府為了「節水保泉」，讓市自來水公司引用更多黃河水作為飲用水，現時黃河水約佔全市總供水量七成，其他則來自濟南地下水。減少採用地下水固然是適當做法，但在泉水復湧後，全市各個泉眼每天都冒出約20萬立方米的水（相當於100個標準泳池的容量），濟南市卻沒有設立回收機制，利用這些冒出來的甘冽清泉，眼巴巴看著它們流進河裡被污染掉。沒有誰會喜歡喝黃河水多於泉水，難怪濟南人寧願自己挑水去。

　　不過想來香港人更可憐，被迫飲用既混濁又有大腸桿菌的東江水（香港也有七成食水來自東江），卻沒有泉水可挑、可選。據國內傳媒報道，濟南政府的「名泉辦」（濟南市特有的職能機構）最近推出新的保泉規劃建議，當中便包括「泉水先觀後用」的建議。在整治大明湖水質的同時，如果這個建議也最終得以落實，那麼未來的濟南，可能會是個貨真價實的「泉城」：有湖可觀，有泉可喝。（原載第297期《中國旅遊》雜誌）

一把剪刀走天涯

2007-06-20T12:14:00.001+08:00

　　繁忙的都市人，似乎習慣了倒模式的生活：都是到那幾間快餐連鎖店吃A餐或B餐，都是到超市選購那幾隻壟斷了市場的大牌子日用品，都去弄個一模一樣的負離子直髮，並去逛一模一樣的商場……因為習慣了大量生產的事物，當突然遇上獨一無二的「hand made」時，竟不免心生疑問：「這可能也是機器『啤』出來的吧？」

李雲俠剪給記者的老鼠剪紙

　　剪紙就是如此一種「hand made」。出生於陝北黃土高原的剪紙高手李雲俠說，曾有香港人問她：剪紙是不是「機製」的？令她驚覺，原來香港人對剪紙藝術的認識是如此之少。2002年隨夫婿定居香港的李雲俠，於是決心在這繁華大都會，推廣源於民間的傳統剪紙藝術。

　　她到商場和學校去親身示範剪紙，又開班授徒；漸漸地，有愈來愈多香港人知道剪紙是甚麼回事了 ── 僅需一把剪刀一張紙、一副巧手和一個充滿想像力的腦袋，無須起稿，手起刀落，就可以剪出活靈活現的老鼠、鳥兒、吉祥娃娃……不錯，民間藝術，就是如此樸拙、直率。　　

　　李雲俠和剪紙的緣份，始於六歲。當時她媽媽楊妙芹已是剪紙技巧極高的「巧媳婦」，小雲俠耳濡目染下，某次偷偷拿了母親的剪紙臨摹著剪猴子。李雲俠回憶道：「那時最喜歡剪小動物如猴、鷄、兔，還有北方流行貼於門窗上的吉祥娃娃。1986年，十五、六歲的我告別家鄉，到河南大學去打工，當招待所服務員，閒來便以剪紙為樂。」

　　換了是其他鄉村女孩的話，可能就此過上平凡人生；但極具剪紙天份的李雲俠，卻在一次偶然機會下走上剪紙家之途：一天，她在招待所埋頭剪紙，碰巧被上司看到。上司對她的作品很欣賞，於是着她代表部門去參加大學的藝術比賽。結果，李雲俠脫穎而出，奪得一等獎，把藝術系的學生也比下去。她自豪的道出得獎原因：「城市長大的學生，創作時框限較多。譬如我剪一隻兔仔，可以有三隻眼睛，他們都不敢這樣做；剪一個人，我可以讓他有七手八腳，他們卻只會按真人比例來剪。」　

　　就是憑著這種未經人工修飾、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加上對窯洞生活的親身體會，年紀小小的李雲俠，開始將代代相傳的古樸陝北剪紙風格帶給世界。1991年，「深圳民俗文化村」要招聘一位剪紙藝術家，她大著膽子隻身到深圳面試，結果被取錄了，展開長達十年的「光輝歲月」── 在文化村裡，她曾為美國總統尼克遜、古巴總統卡斯特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楊尚昆、朱鎔基等無數名人示範剪紙。可以說，李雲俠幾乎成了中國北派剪紙藝術的代言人。　　

　　然而四年前，李雲俠為著照顧家人而被迫辭職，移居香港。來到這個她沒法一「剪」所長的城市，曾一度令她情緒低落。她嘗試在尖沙咀的「藝墟」開設攤檔，但總覺難以放下身段：「一次刮颱風，我的剪紙都被吹到海上去，我坐在維港前問丈夫：我到底是為了甚麼？」　　

　　其實在街頭搞藝術，絕不是羞人的事，只是前後落差太大，李雲俠一時難以適應。幸好在家人鼓勵下，她堅持著推廣剪紙。去年年底，她的才藝終獲認同，獲香港城市大學為她和母親舉辦聯展。她的作品，又從民間返回展覽場，此中過程，可謂充滿人生的喜與悲。　　

　　今天，李雲俠把大部分心力都放到推展和培育接班人之上。她喜孜孜的說，跟隨她學習剪紙多年的香港女孩植卉妍，一年多前在「安徒生童話剪紙大賽」中奪得青少年組冠軍及全場總冠軍。名師出高徒，剪紙再一次改變另一個女孩的生命；李雲俠對剪紙藝術的激情，相信已找到接班人？（原載2006年《演藝學院春季課程小冊子》）

歷史偵探：史景遷

2007-06-19T21:50:00.002+08:00

也許基於一種原始的排外心態，對於研究漢學的外國學者，中國人常常會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種瞧不起人的態度。「難道你作為老外，會比我們更了解祖國的歷史？」不過實情是，認真做學問的外國漢學家，的確能以新的角度審視我們自以為很熟悉的中國歷史。也許這是因為他們站在一段距離之外看，旁觀者清。又因為沒有任何心理包袱，他們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都不用囿於前人的說法，可以無拘無束地在浩瀚的歷史文獻中，搜索未為人注意的線索。在美國耶魯大學任教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景遷教授（Professor Jonathan D. Spence），正是如此一位令人佩服的漢學家。

　　史氏文筆流麗，擅長以文學手法刻劃著名的或默默無聞的歷史人物，其中如《追尋現代中國》、《天安門：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等皆擠身美國暢銷書行列，極富影響力。幾年前，台灣出版了他多本著作中譯本；今年，上海遠東出版社的一系列史景遷作品簡體字譯本，更在國內掀起一陣史景遷旋風。上周，史氏獲民政事務局邀請到港出席「亞洲文化合作論壇」，筆者於是趁機訪問這位漢學界巨人。

　　雖然已年近七十，但史教授看來很年輕，一雙明亮敏銳的眼睛和略微凌亂的鬍鬚，配合著溫柔敦厚的聲線，難怪極受耶魯學生的歡迎。史氏在耶魯唸碩士時才轉向研究漢學，他笑說在此之前他對中國歷史可謂「全然無知」，卻因為這無知，激起他對中國史強烈的好奇心。

　　史教授說，最初選擇研究清史，乃緣於紅樓夢。「1962年左右，我讀了紅樓夢的英譯本，於是開始留意曹雪芹這個人。其後我發現曹的祖父曹寅曾經是康熙的臣子，康熙六次南巡，都寄居於曹寅在南京的家。我因而對曹氏家族大感興趣，並且想找出《紅樓夢》與歷史的連繫。」為此，史氏曾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往台灣故宮翻閱清史檔案，一年後，以曹寅與康熙為題完成耶魯博士學位。這奠定了他日後研究近現代中國史的路向。

　　歷史學家的著作，通常鮮能走入尋常百姓家，因為為著反映「史實」，歷史學家往往戰戰兢兢，不敢越出「史料」的雷池半步，結果作品異常沉悶，歷史人物的生平成了一盤流水帳。可史景遷敢於打破這個常規。

　　「我不認為講歷史一定要由頭開始。我們可以由中間開始。」史氏如是理解歷史敘述。

　　「我寫的不是「歷史小說」(historical novel)，即編造出來的故事(fiction)。我只是『將歷史寫得像小說』(writing history so that it reads like a novel)，務求以最活潑生動的方式來寫歷史而已。關於中國的史料是如此之多，足以讓我創作出非常複雜的敘事形式(narrative form)。」翻開史氏的著作，自可體會此話的深意。史景遷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作品《康熙自畫像》，一反歷史著作的慣例，以第一人稱敘事和現在時態，一開始便描寫康熙在御花園內沉思時的內心獨白，儼然一種小說式敘述。但在該書長達42頁的註腳裡，又清楚註明了這些「想像的獨白」的史料出處，「無一字無來歷」。這又在在顯示了一位歷史學者的謹小慎微和一絲不苟精神。

　　正像一粒沙可看世界，一個人的遭遇亦可折射出歷史狀況。若論以優美的文學筆觸來寫中國歷史人物，《史記》自是濫觴。史教授說，他在求學時期曾讀過《史記》原著，並認為那是他閱讀過最精彩的歷史作品。「史景遷」這個名字，正含「景仰司馬遷」之意。

　　當然，唯有藝高者才敢膽大，才可自由自在游走於歷史和文學之間。在《王氏之死》中，史景遷巧妙地借用了蒲松齡《聊齋誌異》的內容來補充對清初山東社會的描述，可說是最兵行險著的一次嘗試。對於文學和歷史往往被視為「死對頭」，教授不以為然：「如果人們指的『文學』是編造故事，那不是我所想做的。我認為『文學』是一種風格，一種比喻，也是一種詮釋。這樣理解的話，文學和歷史是相容的。」

　　耶鲁大學藏有大量關於中國的原始史料，包括清政府贈送的《古今圖書集成》，以及從大陸及台灣購買的清廷文件影印本等；但如何在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中，發現到「故事」呢？史景遷說，他採用的方法是browsing（翻閱）。譬如他最喜歡的作品之一《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便源於一個註腳：

　　「我在翻閱一本關於耶穌會的學術著作時，看到一個註腳提到，1720年有一個中國人被關在巴黎的瘋人院。這個註腳深深迷住了我：一個中國人怎可能在那個年代待在巴黎呢？於是我像個查案的偵探，開始到世界各地蒐集關於此人之資料。」因為搞不明白這名叫胡若望的中國人為何在前往巴黎途中被運到巴西，史景遷還趁著一次到巴西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飛到胡若望曾逗留過的Bahia作實地了解……這些千頭萬緒，最後被歸結成一本精彩、嚴謹的歷史小品。史景遷的大部分著作，就是按這種他稱為「先跟著線索和想像走，繼而找出證據支持」的方法寫成。可以說，連史教授自己也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現什麼「故事」──這倒為歷史的撰寫多添一份不確定性。

　　史景遷著作繁多，但其中最備受矚目的是《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of ModernChina）這本講述晚明至當代中國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美國各間大學在講授中國歷史時所多採用費正清或徐中約的課本，今天史氏這本教科書已取而代之，模鑄著美國精英對當代中國的理解。

　　書的名字，實在準確地勾勒出中國人過去百多年來最渴求之物事，但今天中國是否已實現了「現代」的理想呢？對於歷史書和現實世界的互動，史教授的體會特別深：「當這本書的第一版完稿於八九年春時，六四事件的出現，就好像是中國政府為這本書所寫的「結語」(conclusion)般」。對於「現代」的追尋，當時不但未到終站，甚至好像漸行漸遠。

　　九年後，史氏出版《追尋現代中國》第二版時，鄧小平已過世，香港亦已回歸，史氏就書的內容作出大量修改。但中國變化得實在太快，史氏表示正著手再次修訂這本教科書。他感慨說，不知道在完稿的時候，歷史又將會如何為他的著作寫上一個結語呢？

　　對中國歷史瞭如指掌的史景遷教授，站在歷史巨輪面前，仍然是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歷史之所以令歷史學家著迷和令一般人困惑，似乎亦可以理解吧？（原載2005年11月18日《香港經濟日報》閱讀版）